二战后,被战争破坏的生态环境日渐修复,工业化大发展的浪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工业化的演进,环境问题也是日渐突出,特别是公害问题的持续不断涌现慢慢引起人们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关注与思考。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出现后,受害群体和个人的利益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引发了学者们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更为深入思考和更为广泛探究,环境权及其相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演进便成为了公害危机时代下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污染产业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环境问题也随之呈病毒式增长继而蔓延至全世界各地,对当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在应对和解决这些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的同时,一大批学者也在对环境权及其相关问题开展持续深入的思考和积极广泛的国际研讨。环境权问题历经公害危机时代发展演进到今天俨然成为环境法基础理论的中心问题。自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之后,开始陆续有国家将环境权的理论付诸立法实践,更有国家将环境权直接纳入到宪法高度予以保护。随着环境权及其入宪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细化和完善,相信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权纳入本国宪法中予以保护。环境权及其相关理论对我国来说属于舶来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学者对环境权开展研究以来,环境权及其相关理论研究也有近40年的发展历程。环境权相关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一波高潮,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著作。随后,陆续有发展中国家将环境权纳入到宪法中予以保护,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并收到了一些好的民众反响,这在我国学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学者们对环境权入宪的呼声日渐高涨。在2004年和2018年宪法修改前有学者提议将环境权纳入到宪法高度予以保护,但是直到宪法修正案正式公布环境权均未能顺利实现入宪。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对环境权入宪的研究还不够成熟,环境权入宪还需继续深入开展研究。虽说环境权未能顺利入宪,但是环境权入宪的迫切性却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目前面临的生态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依然严峻,虽然民众的环境权意识在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一定提高,但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两者之间的矛盾依旧十分突出,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方面的权利仍然得不到行之有效的救济和保护。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对环境权及其入宪的相关理论研究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018年生态文明被纳入宪法序言更是为环境权入宪扫清了部分理论和操作层面的障碍。环境权入宪不仅能对中国的环境法治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在我国倡导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时下展现出非同凡响的价值。一项没有被宪法承认和确立的权利在现实中是很难实施的,将环境权归入宪法中是对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好体现。相关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环境权已被“一带一路”乃至世界上诸多国家确立为宪法权利,我国环境权还未能入宪,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的滞后。将环境权纳入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中予以保护,是彰显我国环境法能够与时俱进,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法治建设作出的最强有力的时代回应,同时也顺应环境法制时代的历史潮流。本文从我国环境问题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宪法上环境权的缺失入手,结合宪法学、环境法学、行政法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运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实证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对我国环境权入宪问题展开研究。在介绍环境权入宪的基础概念、环境权入宪及其相关理论发展的前提下,对我国环境权在宪法保护上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权利救济和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前述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环境权入宪实际,对我国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开展了系统的分析论证。最后结合国外环境权入宪的实践以及典型国家宪法上对环境权的规定,比较分析各种类型入宪方式和宪法上环境权规定的利弊。在遵照宪法原则和以往做法的基础上,结合宪法修改(修正案)和宪法解释这两种常用方式,选择适合我国环境权入宪的方式即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以此来实现我国环境权在宪法上的确立,并对入宪的具体操作进行了阐述。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对我国环境权入宪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