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文化而非政治的角度来看，公元前11世纪之前，在黄河流域存在着三个文化圈：黄河上游高地夏文化圈、黄河下游洼地先商文化圈和黄河上游西部先周文化圈。夏、商、周三代政权变化，实质上是三个文化圈分别伴随政治权势成为主导形态吸收融会其它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西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整合此前文明，对天命鬼神文化进行改造，确立起“文德”政治意识，再通过“制礼作乐”的方法，建立起一套以“文”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规范，并把它自上而下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社会政治文化体系，这套文化体系为西周社会生活带来了二百多年稳定繁荣的局面。　　由于生产力发展，周天子逐渐丧失中央政权地位，其“文德”政治体系开始崩溃，以此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文化生活也开始瓦解，尚文之风日衰，尚武之气渐浓。面对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国新兴起的思想家们展开了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形态的探索思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想要在文化的断壁残垣上重建西周社会文化秩序。为此，他提出“仁”的思想，从人的外在语言到人的内在情感，对周朝的礼乐文明制度全盘继承，提出一整套有关人生目标和人生理想的规范，形成了系统而全面的儒家人格修养和精神建设体系。由此“尚文”主体出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构建起一系列诸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等文学批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思想的发展。　　儒家“尚文”，尚的是礼乐文明之“文”，道家“尚道”，尚的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之道”，道亦是“文”，不过不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而是自然之“文”。可见，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在更高层次的把人推进到自然本体之中，超越了仅仅把人局限于社会之中的儒家，因而就中国文化总体来看，道家构成了儒家“尚文”思想的补充。道家把“道”看成世界本体，认为人不是融合于群体，而是回归自然，通过心斋坐忘，离形去智，抛弃个人的智欲等心理活动去体道悟道，成为一个得道的“道德”主体。这一主体以“体道”和“游心”为基本特点，而这种特点又与具有精神自由特征的文学艺术相通，于是“游”既是人的精神象征，也是道家文学批评观念的核心。总的看来，它在三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倾向性：第一，以“游”的空间和条件来看，其“自然贵真”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追求；第二，以“游”的境界和状态来看，其“出神入化”的境界效果影响了中国文学的价值追求；第三，以“游”的表现和传达来说，其“言不尽意”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追求。　　墨家和法家也是针对儒家“尚文”思想提出自己的学说的。与道家相比，墨法均正面给予儒家以猛烈地批判，从不同层面修正了儒家“尚文”思想的局限性。所不同的是，墨家持“非文”思想，以兼爱为本，提出节葬、节用、尚贤、尚同等社会政治理想，以“义道”挑战“人道”，成为儒家“尚文”思想的直接反动。而韩非子认为人的情感变化无端，当绝情感，准诸法，以“释情任法”来否定儒家血缘伦理，于“尚文”之外，另外开辟出一个“尚法”的天地，两者很好的修正了儒家“尚文”的偏执。墨家以“利”为原则，提出“非乐”思想，与此相关，墨子所阐发的有关言、辞的看法和明辩问题等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影响。韩非尚法，认为除了君王言令和国家法令制度以外，没有更有价值的言语，整个社会的言行都要服从于“功用”的目的，他因而排除文艺价值的独立性，而把它看成“法治”的附庸。墨法文学批评思想虽不及儒道对世界影响大，但也为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出新的维度。　　先秦诸子社会政治思想不同，导致他们文学批评观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很好地体现在他们的文章实践中。儒家以一种宽厚温良、恭顺谦让的心态对待人事，以一种温文尔雅、忠恕调和的原则处理事务，因而《伦语》表现出“雍容和顺”的亲和态度；老庄倡导自然人性，超越于社会世俗之外，其思维像精灵一样游走于天地之间，在更大的宇宙系统中看浮若草芥的人生，眼光更高，视域更宽，理解得更透彻，其自由浪漫的精神使其文章的字里行间显露出汪洋恢宏之势；墨子语言质朴无华，不好雕饰，文风自然畅达，显示出“言多而辞不辩”、“意显而语质”的独特风格；韩非子则以意明篇，善于层层剖析，援古证今，有吞吐开合之气势。墨、法两家都善于辩理说事，构思上破立自然有法，成为名理见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