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是司法实践中发案率较高的犯罪,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形势政策下从严治理的范畴,随着社会发展,毒品交易方式不断变化,代购毒品也成为了毒品交易的常态。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法律规范对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有相关会议纪要对该问题给予了指导,但会议纪要并非法律、司法解释甚至规范性文件,且笔者对会议纪要中的观点也存在不同的看法。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武汉会议纪要》为该问题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导,但首先,该纪要并没有明确为他人代购毒品行为的概念、行为方式、结果导致其与居间介绍、倒卖毒品行为极易混淆;其次,该纪要将代购毒品时被查获定性为运输毒品的规定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且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极具争议。最后,该纪要中规定的"必要开销"、"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在实践中难以查证。本文带着对《全国武汉会议纪要》善意的质疑,对为他人代购毒品行为的认定进行了研究分析,以期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结果。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法理分析,对为他人代购毒品的行为进行界定,提出了为他人代购毒品的概念、行为类型,并与易混淆犯罪行为做了比较分析,从主、客观两方面对该行为进行界定;第二部分,提出了该行为的司法认定条件,结合司法实践举出五个常见的为他人代购毒品的案例,提出争议焦点及分歧意见,并分析、论证了五种毒品代购行为是构成贩卖毒品罪,还是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还是无罪;第三部分,笔者提出了当前代购毒品行为司法实践中的三个难点并进行逐分析,笔者对代购毒品并从中牟利的行为,从牟利的时间为节点分析了该行为既遂、未遂的标准;从毒品代购者的主观及法益侵害角度提出,并分析了代购毒品后向毒品托购者"蹭吸"毒品的行为不应属于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毒品的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指出并分析了《全国武汉会议纪要》规定的为他人代购毒品(数量较大)被查获时定性为运输毒品罪的不妥之处及相关建议;第四部分,提出了为他人代购毒品行为的我国立法不足及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