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在企业的法律和政策上有规范化和加速发展的趋势。2007年6月,新的《企业破产法》开始实施;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去产能”,当务之急是“处置僵尸企业”,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此类法律改革在解决产能过剩等社会问题的同时,会在微观层面对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结合法律执行和政府的效率在地区之间差异巨大的现实特点,以2001-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契约执行效率对公司投资及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且将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和公司性质纳入分析框架中,进一步研究契约执行效率影响公司投资的微观作用机制。经验结果显示,契约执行效率会对公司投资及其效率起正向促进作用,且契约执行效率是通过基于外部融资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和契约违背概率三条途径作用于公司投资的。此外,契约执行效率对国有属性和涉及政治关联公司投资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关于法律改革顺序的辩论提供信息。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学者们往往聚焦于法律条文的完善,却忽视了法制环境等软环境的作用。本文认为,有效率的契约执行环境是公司受益于改革的必须的先决条件。因此,寻找促进法律制度和促进投资的必要变化之间的平衡,促使法律机构更加高效,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研究法律执行效率对于微观公司层面产生怎样的影响,可能会为我国政策制度的完善、调整经济改革的顺序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