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标准问题历来是我国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并且自试点刑事速裁程序以来,学术界与实务届更是围绕着速裁程序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即维持论、降低论与差异论。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对速裁程序中证明标准的差异性问题关注仍然较少,直接以此问题为中心进行论述的文章较少。在现有的研究中,对此问题的观点多为观点式的论断,较少有深入的分析和详实的论证加以支撑。我国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证明标准日益暴露出其缺陷,证明标准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分离,二者之间的不匹配主要表现为立法规定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同样司法实践也在背离立法规定。例如:现有立法中规定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但是在具体适用中证明标准存在“隐性降低”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法定证明标准是否真的适合适用于速裁程序中。文章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比较分析、规范研究、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且结合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和德国处罚令程序的实际特点,借鉴其制度优势为探索我国速裁程序中证明标准的发展方向做准备。速裁程序从最初的试点到正式立法,目的是确保在公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刑事诉讼的效率,以满足我国案件速裁、速办、精办的刑事司法工作要求。差异性的证明标准恰好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它更能体现效率价值与公正价值的平衡,一方面通过精简程序确保效率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充分保障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严格性,确保司法公正的底线。因此构建差异性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实现效率与公正价值的进一步平衡,不仅能够优化司法资源,而且将有效缓解我国立法目标与司法实践的矛盾。同时,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差异性证明标准的价值发挥还需要依赖良好的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