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是伴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商业化而出现的，自其诞生之日起，如何对之做出评价就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一方面，大众文化以世俗化、商业化、批量生产作为自己的鲜明特征，完全颠覆了经典艺术概念的精神性、超功利性、独一性；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确实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并逐渐取代经典文化成为大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因而，不管是褒是贬，大众文化都是人文学术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课题。西方学界自马修·阿诺德始，经过F．R．利维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费斯克等人，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大众文化理论资源。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直到1980年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才开始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大众文化不仅对原有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而且深刻改写了大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成为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状况和思想状况的重要线索。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以及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引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西方理论的引入对中国大众文化批评迅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西方理论未经反思和充分语境化就匆忙上阵。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反思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基础。本文就在评介对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几种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回顾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实践的历史，并进而反思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今后开展大众文化批评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部分是介绍、评价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几种西方理论，包括利维斯的大众文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以及费斯克的积极大众文化理论。其中，利维斯主义虽然没有对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产生直接的影响，但笔者认为，中国1990年代无论是人文精神倡导者还是大众文化批判者，承传的都是利维斯主义的衣钵，而非像之前普遍认为的那样“完全照搬”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第二部分是点面结合地介绍、分析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实践。这一部分首先解读了1991年《上海文论》上发表的一组笔谈文章，此时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对“大众文艺”的批评应该引入社会学、文化学的视角；然后紧密联系人文精神讨论的思想背景梳理了“文化工业”理论在批评中的运用及后来的反思；最后着重介绍了戴锦华的大众文化批评个案，她紧密联系批评对象的由下而上的批评方法，常常给我们颇多启示。第三部分是在前面回顾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角度对中国大众文化批评进行反思：即中国大众文化的现实、之前的大众文化批评实践、几种可资借用的西方理论资源以及目前大众文化批评者的现实处境。通过以上反思，以期理清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学理上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