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代大赋主要分建安与正始两个时期。建安时期,京都、宫殿大赋占主导地位,它们主要继承汉代大赋的遗音,在内容上铺叙宫室建筑的华丽、草木景观的怡人、珍玩名物的珍贵。目的主要是称颂皇室的威严并在文末表示讽谏,达到“劝百讽一”的目的；在艺术上以“全”、“大”为美,讲格律与声韵,运用丰富的想象、夸张渲染与铺陈的手法。其中何晏《景福殿赋》作为魏代唯一一篇完整的宫殿大赋,他在序中阐述修建景福殿的目的与合理性,运用移步换形的迭起讽谏与理性精神来展示其独特风貌,并彰显古代宫殿大赋的艺术构思技巧与建筑风格,是魏代京都宫殿大赋的顶峰之作。同时,陈琳以《大荒赋》承接了汉代大赋的余绪。他那对国家民生的人文关怀与登天求神的远游精神与屈原的骚体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始时期,大赋在题材及艺术上创新较多。首先是阮籍的《东平赋》,他用小城邑来代替京都、宫殿,由颂扬之情转向批评,体现了为情造文的艺术追求；他情感、个性浓烈但却暗藏遥深旨趣,这便是他矛盾思想的体现；他用“游”的方式来消解现实的痛苦。其次是嵇康的《琴赋》,该赋的创新主要有两点：是用独具玄学色彩的音乐理论来驳斥先前音乐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对声无哀乐理论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二是通过琴德来完善自身,实现审美理想人格的追求。魏大赋在继承汉大赋的基础上有很大的突破,在内容方面,魏大赋脱离政治束缚开始书写文人自己眼中的景观,抒发文中心中的情感与道德情操。艺术审美上,大赋在抒情因子增多和句式短小精巧、华丽细致等方面与小赋靠拢,同时又在节奏、韵律、意象、意境上与诗靠拢。而这些新变化归因有三,一是文人思想解放,追求自然本真,要求文学书写自己真性情。二是对文学认识的加深及文学地位的提升。三是二士子文人创作意识的转变,这种意识由读者膨胀到创作者意识膨胀转化,对大赋的认识也由娱乐工具转向干预时政的工具。从整体来看,魏代大赋与汉大赋相比发展缓慢,文人创作势头也不高涨,这主要与动荡的社会环境、文人的文学偏见及大赋对学识、才力的要求有关,但是我们应看到魏大赋具有异于汉大赋的独特的生命力。它是汉代与晋代及以后大赋的桥梁,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尤其是为后来的山水景物、闲居郊游、人人生传记及伤乱抒怀等新题材的大赋埋下了新变的种子,并对诗、文、小赋等文体产生很大影响。总之,对于汉代以后的魏代大赋甚至是以后的大赋我们应赋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两汉的大赋是大赋史上的顶峰与辉煌,魏代及以后的大赋是在顶峰之后开辟的异域新景观,这些新景观给大赋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大赋没有走下坡路,因此这部分的大赋值得我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