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制度的发展历史表明，假释制度集鼓励受刑人自新、救济长期自由刑之弊端以及其他诸多独特功效于一身，逐渐成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宠儿，成为“在押犯矫正和改造的逻辑步骤”。然而，受落后的司法理念、不完善的配套制度、不科学的运行程序等因素限制，假释制度在我国的行刑实践中受到了冷遇，仅发挥着将老、弱、病、残罪犯提前从监狱中释放的“清监”作用，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品。因此，有必要在重新审视并正确把握假释本质、理论与作用的基础上，对我国假释低效运行的现状进行反思，找出制度构建上的不足，并予以重构。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介绍和论述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作用，明确假释制度得到各国普遍重视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假释制度的普适价值。首先，在介绍并分析三种本质观学说的基础上，寻求适合中国的假释本质观学说，奠定本文相关观点的根本基调；其次，从道义角度（人道主义）与刑事法角度，阐释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解决其存在论问题；再次，从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正反两方面出发，论证假释制度的现实效用，解决其发展论问题。第二部分，概括介绍假释在我国的适用现状，着重揭示假释在制度构建上的不足，挖掘假释在我国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的多方面原因。在前置制度上，本文认为现行的假释实质条件过于抽象，并且严重务虚化，使得司法机关适用假释的风险大增，而禁止性条件则严重背离了假释制度的先决理念，限制了假释的适用范围；在适用程序上，本文认为一元化的假释提请程序、不科学的假释决定程序以及无法产生实际效用的假释监督程序，是造成目前假释实践混乱不堪的主要原因；在后续制度上，本文认为现行的监督考察制度和撤销制度是假释制度中最为人诟病之处，是司法机关不愿适用假释的关键原因。第三部分，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措施，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在宏观体系上，本文认为应当从根本上转变假释的本质观念，统一假释立法，改变“法外法”盛行的现状；在前置制度上，应当建立再犯预测机制，对假释实质条件进行明确化和刚性化，减轻司法机关因害怕承担风险而不愿适用假释的畏难情绪，同时对于对象条件应当“严而不禁”；在适用程序上，应当赋予罪犯假释提请权和异议权，建立起二元化的假释提请结构，同时改造假释决定程序与监督程序，以使假释实践更具规范化；在后续制度上，应设立监外行刑机关，行使假释的监督考察以及再犯预测调查等职责，同时增强监督考察内容的针对性与保护性，以体现假释的个别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