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的高投资、长投资回收期决定了政府投资长期不足，为了解决该问题及提高效率，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公私合营建设和经营基础设施（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减轻自身压力。但PPP项目合同复杂、特许期长、关联方多，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很难预测项目各阶段现金流及实际风险，导致项目实际融资需求与原计划存在较大差异，往往需要通过再融资降低财务成本或补充缺乏资金。一般来说，PPP项目的再融资提高了资产负债率，增大了项目财务风险。同时一些再融资协议对融资条件、融资方式及利益分配方式作出了变更，直接影响到公共部门利益，导致公共部门常常过多地承担了再融资导致的各种风险，需要设置条款对风险进行处置，政府并要求部分再融资收益。本文首先研究了PPP项目再融资后现金流变化规律，使用三个案例，说明PPP项目再融资具体过程，分析项目各干系人受到的影响。发现公共部门往往承担了再融资带来的风险，并且没有得到合理的再融资收益分配。为定量计算再融资给项目各方带来的影响，本文引入Leland模型，根据PPP项目中，公共部门在项目财务困境时会进入接手项目以维持正常运作的特点，设置了PPP项目财务困境项，放弃项目发展项，并建立依据银行贷款利率推导出财务困境剩余比例的公式，联立方程组建立模型。与传统现金流折现方法(DCF)相比，模型建立了风险水平和贷款利率之间联系，可以计算即期不同资产负债率对项目各方影响。之后论文应用模型分析电力行业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放贷方在不同条件下对最优资产负债率的选择偏好，提出项目最终资产负债率应该在三方偏好区间形成交集，并且对不同再融资条件下公共部门应该接受的最低再融资收益进行计算。借用给定置信度时项目的最小期望值概念，建立对一定资产负债率下公共部门应接受的最低补偿Pay-at-risk计算公式。最后，论文对高速公路、环保、燃气、水务、港口、机场、铁路七个行业的最优资本结构、现有负债水平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影响项目最优资产负债率区间的主要因素为项目收益波动率、利率，收益波动率越低，项目最优资产负债率区间越高。此外，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建立了对PPP项目破产损失比例的推导公式，发现了以前研究在数据整理中忽视的对利息资本化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