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上市公司的丑闻接连不断,不仅在新兴的中国证券市场如此,就是在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也未能幸免。在此背景下,全球证券监管界,尤其是在我国,便出现了一种从严监管的趋势。 对上市公司实施从严监管,在理论上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上市公司出问题,是因为监管不严所致。评判这个假定是否科学,不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在实施从严监管的过程中,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如何做到适度。也就是说,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怎样才能更有效率,从而使得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一方面,可以防止上市公司出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使监管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以及道德成本、寻租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不堪重负。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尝试性地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监管活动。所运用的方法包括等。 运用博弈分析工具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监管,是为了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对上市公司监管,或者对上市公司监管能够防止上市公司出问题吗?通过本文前四章,特别是第四章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博弈分析,结论是可以肯定的,即:只要把上市公司监管看作是证券监管机关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并把证券监管机关和上市公司都看作是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主体——从理论上说,这两个假设是完全站得住脚的,那么,实现两者之间的博弈均衡,即(监管,守法)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我国上市公司监管的现状并不如此,换言之,我国的上市公司监管现状还处于(监管,违法)的低效阶段,但通过监管防止上市公司违法,却是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 运用制度供求均衡原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监管,是因为上市公司监管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是一种制度安排,其本质是一种制度供求关系。所谓监管不严,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制度供给不适应监管的实际需要。制度供给不足,一般是从制度的数量来说的,其表现是许多应当建立和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