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大部分作品作于战国时期,其中的黄老文献写作时间大致在稷下学宫成立到衰亡这一历史阶段。学界七十多年的研究逐渐达成共识：《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作于战国中晚期,属于有体系的黄老学派的作品,是稷下黄老的代表作。《管子》中的《形势》、《枢言》、《宙合》、《水地》、《法法》、《任法》、《明法》、《正》、《势》、《九守》、《七法》、《君臣上》、《君臣下》也属于黄老作品。此外,《管子》中还有一些文献的黄老特征也很明显：如《法禁》、《七臣七主》、《禁藏》、《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版法》、《重令》、《正世》、《霸言》、《立政》、《侈靡》等,它们包含不同程度的黄老思想,也是研究《管子》黄老治道的重要资料。本文以《管子》四篇为核心,兼及其它诸篇,研究《管子》中的黄老治道思想,勾画出《管子》黄老治道的理论基础和治理之术。《管子》黄老治道的理论基础是道论,其继承了老子之“道”的本原性特征。首先,《管子》黄老道家之道创生天地万物,并主宰天地万物的生长、发展与消亡。其次,《管子》黄老道家之道积极服务于为治活动,具有治国的功能。《管子》黄老道家通过理论的创新,由道推演出礼、法、形名等治国方法,解决了道的施用问题,从而使得以道治国成为可能。与老子之道相比,《管子》黄老道家之“道”有所创新,具有黄老学特色。《管子》黄老道家以精气释道,精气无形无相,创生天地万物,并主宰天地万物的生灭。精气说把老子之“道”从超言绝象转变为“可感可得”,从玄之又玄转化为“普在民所”；《管子》黄老道家之“道”不仅向具象化转变,还强化了“道”的工具性,使得《管子》黄老道家之“道”具有为治功能,君主治心、治身,乃至治国都离不开“道”,精气理论使得“心治是国治”成为可能。《管子》黄老道家之“道”的黄老特色还在于其具有开放性,在理论上解决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使得“道”融汇诸家理论,《管子》黄老道家通过一系列环节论证礼、法出自于道。在道与名的融合中,《管子》黄老道家提出“名生于当”的命题,而“当”也就是道的别称。《管子》黄老道家从名的根源与制定名的圣人两个方面论证“名”是“道”的显现,从而最终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正是《管子》黄老道家之道的开放性,使得《管子》黄老道家在理论上可以融合百家。《管子》黄老道家的为治原则是“无为而治”。在具体治国实践中,该原则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管子》黄老道家提出“道贵因”的命题,即人事活动要效法道之无为,具体方法就是“因”,“因”沟通了认识与实践两个环节,解决了“道”如何治国之方法问题；其次,“无为而治”主要体现在君主治理国家要因循天道、戒骄、戒满,因循四季,兼采刑德之术,把握天时,懂得权变。再次,君主治国要顺应人性,循性治民。最后,通过君臣分职的方法,实现百官循名奉法而为,君主逸乐无为。《管子》黄老治道之手段兼采百家之长,在遵循无为而治这个总原则前提下,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逐渐形成多层次、成体系的治理措施。在君主治己方面,《管子》提出法道养生,以道治心,通过搏气、一意搏心、内敬外静等修养方法实现与道合一,成为“明君”、“圣王”；在治民措施上,以风俗与道德教化为基础,以顺应民心的号令为引导,以法作为保障,以实现“下无侵争,世无刑民”的理想社会；在治理官吏方面,《管子》黄老治道提出君主“以道治心”,以势行法,以“术数”选人、用人,以形名之术考核官吏,以分职而治发挥大臣所长之类的方法、措施,实现“主虞而安、官无邪吏”的为政目标。《管子》黄老治道理论丰富,实践性也很强。其中蕴含的“自治”、“自由”思想因子具有理想主义光芒,当代政治学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但是《管子》黄老治道自身也存在缺陷：其一,在实践领域,《管子》黄老治道对于君主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其二,在理论建构方面,《管子》黄老治道之目标的无为与手段的有为本身就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清静无为的黄老治道只能是开国君主的权宜之计而已,历代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