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是公司最重要的两项财务决策,融资决策主要解决公司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问题,投资决策则关注如何使公司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二者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整体,它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和经营状况至关重要,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由于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之间关系密切,从融资角度来分析投资决策具有较为直观的意义。而当公司在进行融资时,不仅要权衡债权和股权融资的比例,也应该考虑债务的期限和结构问题。西方学者发现公司可以通过缩短债务期限结构来抑制股东—债权人或股东—经理人之间的利益问题引发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我国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环境使得我国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我国上市公司有待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本文首先在理论方面分析了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梳理国内外研究学者对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相关性的检验及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2011-2013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1117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债务期限结构为自变量,公司的投资增长率为因变量,成长机会、现金流量和资本结构为控制变量来实证检验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总体而言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其次,从内部公司治理的视角,按股权属性、经理人是否持股和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为标准将样本公司两两分组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国有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的相关关系不显著,非国有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显著负相关;经理人持股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投资负相关,但在国有公司中,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短期债务并没有起到抑制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的作用。另外经理人持股这一激励机制缓解了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而“二职分离”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少代理冲突,这些公司持有的短期债务较少,从而使非效率投资问题更严重。最后,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