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当政者的手中,而当政者则会利用历史鉴古知今,评断是非的功用达到维护美化自我政权的政治目的。东晋建立以后,政权的合法性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北方,少数民族各自割据为镇,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和江东的东晋政权呈现对抗的状态;在江东,土著的吴姓士族对渡江而来的东晋政权最初大多也都是持犹疑观望的态度;此外在东晋南朝时期盛行晋元帝司马睿为牛姓之子的传言,这无疑是对司马睿皇室血统的质疑。面对这一系列困境,东晋在建立之后利用历史书写这一手段在政权合法性问题上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以达到维护政权稳固的政治目的。东晋官方首先打出“受命中兴”的旗号,利用“中兴”史观将自己定位为是承接西晋政权的合法政权,表明东晋是晋室重振的延续政权,又运用祥瑞谣谶宣扬东晋中兴是顺天应命,进一步完成政权合法性的构建。紧接着东晋开始对自己承接的西晋历史进行书写,称赞西晋应运受禅,为天命所归,肯定西晋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加深本朝政权的合法性建设。在此过程中,从西晋开始,官方便授意史学家编修国史,对自身的政权进行历史定位。史学家们在“中兴”史观的指导下,积极编写晋史,为唐修晋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唐代在此基础上编修成的《晋书》无疑较为真实的反映了两晋时期的社会思想状况。与此同时,为配合在“中兴”史观指导下对东晋政权合法性的构建,史书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放大美化了支持辅佐东晋政权的相关人物。因此,史书上就出现了晋元帝“中兴之主”的君王形象和以王导为首的“中兴名士”的贤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