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研习、注解、践行与阐扬《大学》长达六十五年。在这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朱子以“大学之道”作为践行儒家“为己之学”的大纲领,建构了一条“为己之学”的治学道路：立志成圣成贤,主敬以格物致知,静坐以涵养体察,循序渐进,自然而得。同时,他也以《大学》为指引,从自身的实践出发,重新整合儒家经典与其他思想学术,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儒家“为己之学”的学术体系。朱子的经解,确实已经不是汉唐经学形态的经典解释。但将朱子的《大学章句》与郑注、孔疏进行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朱子的解释,在思想实质上也涵盖了郑玄的注与孔颖达的疏。朱子解经的目标显然是求道,即找到“为己之学”的道路,以实现人生价值。这条道路是圣人已经践行并且记载在圣人之言即经典之中的。所以读书的目标不仅止于得“圣人之意”,还要“达天地之理”,完成对于自我的认识、理解与实现,即《大学》所讲的“明明德”。朱子晚年对“明德”的解释经历了由“良知良能”到“虚灵不昧”到“至明不昧”,最后又回到“虚灵不昧”的曲折过程,历时十余年。其中问题的关键是,朱子认为“明德”是兼涵人心与人性的,不能单独从“心”或“性”的角度进行理解与解释。朱子的“明明德”意指先天之德性与后天之德行,其中由天所赋之德性是根本,是基于人内在而超越的人性的。在朱子这里,“新民”是“明明德”逻辑的自然延伸,可以说所谓“明明德”即是“新我”,由“新我”推己及人,即是“新民”。“新民”的方法与手段即是“新我”的方法与手段,而“新民”是“新我”即“明明德”的最终完成。朱子认为“新民”的主要内涵是儒家的教化思想,即君子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所谓“表端影正,源洁流清”,从而使民自新。而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其主要内涵则是“恤民”,即统治者要有正确的财富观,不要过度盘剥百姓,要使天下想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人都有经济能力来完成这份孝悌之心。《大学》指出明德之道第一程序是格物致知。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指出,人的自我认识与理解是通过格物穷理,即以“物”为中介而实现的,是一个“才明此即晓彼”的内外合一的过程。朱子的“物”相当于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是指构成自我以及自我的生活世界的所有事物,而自我认识与理解就是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表里精粗的透彻认识来实现。朱子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以是非之辨为核心,即认为对于事事物物的认识,一定要到达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定性,即事物之理的层次。在穷尽事物之理的基础上,以此理作为衡量标准,建立自己的是非判断：以循理为是,以违理为非。进而,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善恶观。可见,朱子实际上以“是非之辨”贯通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这与阳明以“善恶之辨”为核心的心性修养道路有着显著的区别。在二程《大学》改本的基础上,朱子发现了《大学》分经分传的文体结构、内圣外王的意义结构。朱子对《大学》经传结构的发现与对经一章的解释有特别的诠释学意味。正是通过对《大学》分经分传,朱子强调了“经”的部分的意义之优先性,经与传的意义的相对独立性。《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的思想由此得以展现在儒家学者们面前,从而开启了人们对于儒家身心修炼道路的探究,也开启了人们对于儒家认识论与知识论的探索。朱子对《大学》的注解首先坚持的是儒家的立场,其次是以文本本身为依据,并要对解释结论通过生活实践加以检验。朱子认为,《大学》的意义结构正是建立在字、词、句、篇的语法结构、文法结构和逻辑结构之上。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在朱子的经典诠释过程中,作为中介的不仅仅是经典文本,还包括解释主体的身心状态。解释主体正是通过经典文本和解释主体身心的合一,而到达经典文本的意义,进而与天地之理合一的。总之,通过朱子的解释,《大学》从圣帝明王之学,转化成为了普通学者身心修养的基本经典。《大学》的建设性功能也从治世之君守天下之学与乱世豪杰得天下之学,转化为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心灵建设的大纲。而《大学》的批判性功能也从对昏君庸主的警告,转化为对每个在世生存的人的提醒：人不可不明己德,否则,一生陷于黑暗,而无以异于禽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