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大学治理结构的学理分析中,还是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探索中,学术权力都是其中的关键词,强化学术权力亦成为高教界的共识。诚然,在一般意义上探讨学术权力,可以呈现其现实之势弱地位,阐明加强学术权力的重大意义,以引起大学内外战略利益相关者的关切和重视。然而,在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社会结构中,组织化的权力是参与权力博弈的主要表征形态。由于大学中的学术系统是一种"松散结合"的共同体,且处于"有组织无秩序"的状态,加之学科间的固有隔阂,使得学术权力具有"分散碎化"的特征,需借助组织化的机制"落根"于大学组织。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力的组织化形态是学术系统力量藉以进入大学治理结构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没有真正完成组织化的"学术权力",无论是在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中,还是在大学治理结构中,都是无效的。学术权力能否在大学组织中"落根",即学术权力的组织化形态如何,是决定这一权力能否在现实中正常地、恰当地、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大学中不乏冠名"学术"的组织机构,但是,学术权力"无所作为"的现状却未因此有所改观。原因在于,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组织化的方式和过程完全是在一种"他组织"模式下进行和完成的,行政力量全程介入学术权力由个人所有转向集体所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仅在"生成"上存在行政权力"越位"直接授权学术的现象,而且在"运行"上也表现出行政化科层运作的特征。正因如此,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的组织化形态,才长期不能代表学术系统力量有效地进入大学治理结构,遑论发挥作用。可见,学术权力在中国大学组织里长期着落无根这一顽疾是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失衡、治理结构失效和大学权力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作为另外一类实然存在,西方大学学术权力的组织化形态在大学的治理实践中却表现出高权能的状态。那么,西方大学学术权力的组织化形态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在组织化形态下有效运行的呢?寻找答案尚需回溯西方大学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肇始于中世纪的历史逻辑。通过考察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生成的历史逻辑,可以显见的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学术权力以组织化形态产生于大学之中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在中世纪,大学学术权力以自然演进的方式形诸于组织化的形态。中世纪大学的学术场域尚未发生分化,学术共同体即为大学,与此相对应,学术权力组织化的初始形态表现为"同乡会"、"学生公会"和"教师团",其组织化是在"自组织"的模式下完成的,是一种自主、自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会"序参量支配着其由无序走向有序。完成自组织化进程后,中世纪大学学术共同体以"誓约"为让渡依据,促使学术权力由个体所有转化为集体所有。进入现代大学时期,随着大学规模·扩大,学术事务日渐庞杂,为增强学术权力的控制力和回应效率诉求,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的生成一般经历两个阶段。其中初次生成有两类不同的路径:欧洲大学沿承中世纪教授治校的传统,并将学术权力由个体所有转向集体所有的让渡机制予以制度化,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契约让渡模式;美国大学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的生成则经历了由董事会授权生成向法律授权生成的转变,且后者成为一类较为普遍的模式。故,与欧洲大学不同,美国大学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的生成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法律授权机制。需要说明的是,初次生成路径的分殊,并不意味着其在价值上有高低优劣之分,历史地看,作为两类实然存在,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在总体上均展现出较强的治理能力。二次生成是学术权力在集体内部进行转移,它是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付诸于运行的重要环节,包括以组织为对象的纵横双向转移和以个体为对象的"职位"转移及"委托代理"转移。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能否进入大学治理结构发挥作用,并不在于其在现实中是否表征为组织化的形态,而在于其形诸于组织化形态的方式和过程是否具备合法性,即获得学术共同体集体认同的程度。在权力生成合法性的一般观测维度下,关照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生成的特殊性,其实质合法性基础包括高深知识、契约让渡和法律规范,形式合法性基础包括大学规章和大学传统,两者相结合即构成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生成合法性的二维判定框架。据此分析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组织化过程,发现其面临着身份危机、文化危机、公共性危机和程序性危机,并得到样本数据的验证。为此,在去行政化的重塑范式下,合法性基础的供给应着力在"调节制度供求关系"、"完善制度实施机制"、"构建分权治理体制"和"形塑现代学术传统"四个方面做功。与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合法生成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学术权力如何在组织化形态下有效运行,具体关涉"运行架构"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历史地考察,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在现实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诸多弊端多源于运行架构的科层安排和运行机制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其背后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和不当干预。可见,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是组织化形态学术权力在运行实践中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主要矛盾。在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运行架构的设计上,应吸取西方现代大学和我国民国大学在"纵横匹配"、"与学科建制相协调"和"稳定性和灵活性并举"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同时,分析组织结构"复杂性"、"正规化"和"集权度"因素之于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的特殊内涵,进而提出总体运行框架的构想:以"校级学术委员会、学术专门委员会和各级学术分委员会"为固有框架,维护组织化形态学术权力运行架构的稳定性,以"委托授权设立的临时性学术权力组织"作为补充框架,增强其灵活性和适应性。继总体框架确立之后,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通盘分析学科因素、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对于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配置重心约束作用,合理地定位权力重心。对于教学型大学而言,其权力重心定位于学校一级比较合理;对于教学研究型大学而言,其权力重心定位于学院一级较为合宜;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其权力重心比较适宜定位于基层学科一级。在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运行机制的构建上,为避免因机制的缺陷而衍生诸多大学怪象与谬政,需着力解决"机制构建主体的行政化"、"设计取向的科层化"和"构成要件的抽象化"三个方面问题。同时,考虑到我国大学内外体制的特殊性和学术自治传统的先天不足,行动路径的选择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将阻力因素的作用最小化,理性地谋求一条渐进式、目标清晰的行动路径。在机制初创时期,大学学术共同体应依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规定,独立完成学术权力由个体所有向集体所有的全部转化过程,并迅速构建《规程》已明确规定的机制。同时,政府应明令禁止大学行政力量对学术权力组织化过程的介入,并组建突出学术主体属性的评估组,监督《规程》的落实程度。其后,学术权力系统应参照"机制的构成"健全机制体系,并通过"忠诚递增"和"集体内化"进行自我维持;政府应建立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规章施以人工维持。此外,还应重视基于"代理人"的机制供给扩散,促动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运行机制的强制性同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