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过考察《叻报》1887-1895年的头版评论内容来窥探叻地华人从爱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1887年——1890年对欧洲事务的报道通过“由己观人”的迁移,民族国家图景的初建起来;对叻地经济社会事务的讨论造就了叻地以“制度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对抗”的“爱国主义”二元结构,奠定了初始爱国主义温和的基调;1890年之后,对美洲华人事务的报道,使得温和的“爱国主义”开始偏向极端,对国家实力的呼唤和认同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对东北亚事务报道在叻地华人民族主义的塑造中呈现出三个作用:北境沙俄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叻地华人知识分子在对中国对外事务上始终保持一个紧张的认知环境,使得对国家安全的诉求始终强烈;朝鲜问题使得华人爱国主义随时都有滑向完全非理性的一面;日本因素的深度嵌入为华人“爱国主义”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羸弱“他者”,华人爱国主义以一种完全告别理性的“唯战主义”民族主义激情表现出来,爱国主义发展到民族主义。而战败后“国家实力的刚性认同”和“国家调和思维”两种路径使得极端的民族主义迅速冷却,最终统一在“国家实力——强权逻辑”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民族主义通过非理性的狂颠过程完成了理性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