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一位活跃在新闻界的“新闻人”。本文以林语堂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与舆论思想为研究对象,考察他的新闻实践经历和风格,分析他的新闻与舆论思想的内涵及形成过程,探讨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意义与地位,从而展现著名作家的侧面:作为新闻人的林语堂的形象。本论文按照“总——分——总”加结语的逻辑思路展开,主要有四个部分组成。论文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探寻作为新闻人的林语堂的成长背景。19世纪基督教传播活动的熏陶和影响、早年跟随父亲的传教经历、圣约翰大学时期的英语学习和编辑体验等,培养了林语堂成为一名新闻人的基本素养;时代环境、新闻业的发展变化和个人境遇等,为林语堂踏足新闻界创造了有利条件。林语堂以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进入新闻界,在时代环境、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自身个性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开始了新闻实践之旅。论文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二、第三章。其中第二章系统梳理林语堂的新闻实践历程,侧重分析林语堂的新闻实践内容和风格。林语堂的新闻实践活动经历了“语丝”时期(1924-1932)、“论语”时期(1932-1936)、抗日时期(1936-1945)和“无所不谈”时期(1965-1967)四个阶段。“语丝”时期他以无所顾忌、任意而骂的评论文章批判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及其拥护者;“论语”时期在言论受压制的现实背景下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并撰写《中国新闻舆论史》讽刺批判国民党右派对新闻舆论的高压统制;抗日时期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而在西方舆论界积极奔走呐喊;“无所不谈”时期在中央社开辟“无所不谈”专栏。他的新闻实践具有鲜明的现实抗争性、大众立场和文学色彩,相比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他既不像胡适那样执着于政治仕途,也没有追随鲁迅站到公开反对政府当局的左派阵营,而是选择了一条表面上“不左不右”而实际对共产党及革命新闻活动寄予同情的“中间派”新闻之路。第三章着重研究林语堂新闻与舆论思想的内涵和形成过程。在新闻实践过程中,林语堂积极汲取和借鉴西方的新闻理念,并结合自己的新闻实践进行思考和总结,围绕新闻的功能、文体、期刊编辑、经营四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不满于当时言论受压制的现状,他对中国民意与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并对舆论提出了自己的认识:首先,舆论产生于民间而非政府;其次,民众是制造和推动舆论发展的主体,精英阶层和官方势力只是参与者;第三,舆论可一时被压制,但并非可以一直压制;第四,民意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林语堂新闻与舆论思想的形成既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又借鉴和吸收了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等西方的新闻传媒理论,还与他兼济天下的“文人论政”情怀、独善其身的“中庸主义”传统、率真自我的“书生意气”有关。第三部分即论文的第四章,在前三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对林语堂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影响与地位进行探讨和思考。林语堂对舆论进行的研究开创了我国舆论研究的先河,其研究成果为中国新闻史学向海外传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开创的通俗化报刊文体加快了“杂志年”的出现,推动了杂志文体的变革,并使幽默成为一时之流行风潮,在当时的新闻界产生较大影响;他以冷嘲热讽、调侃、幽默的笔调鞭笞控诉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表现出一个正直的学者所具有的客观公正理性批判精神和对新闻自由坚定不移的追求;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用手中的笔和演讲的嘴在海外为中国的民族抗日战争呼吁,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对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固有成见以及争取中国的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时代和个体因素林语堂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与舆论思想也具有局限性。第四部分是论文结语,侧重论述林语堂新闻人形象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林语堂并非传统学术界认为的消极的、只提倡“幽默”、“闲适”的文人,而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爱国心、大众立场和创新意识的新闻人,整体上应该是一个进步的新闻人形象一一当然也有其个性,并具有时代局限性。社会及学术视野中的林语堂主要是以作家(文化人)著名而不是“新闻人”,但他所撰写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是第一部在海外出版并以外国读者为主要受众的新闻舆论史专著,其新闻实践经历和新闻与舆论思想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应忽略的部分之一,对当时的新闻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力图以客观的历史视角还原林语堂作为“新闻人”这一侧面的真实面貌,并对其在民国新闻业发展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通过林语堂这一个体研究,我们希望以他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可以被更加完整、真实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