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德国当代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其德语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中定义的“公共领域”概念被广泛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虽然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非哈贝马斯的原创，但正是由于他对公共领域系统性的论述引起了学者们强烈的兴趣，其中公共领域与新闻媒介的关系受到了极大重视。哈氏公共领域理论是构建在十七世纪末英国和十八世纪法国历史背景之下的一种理想模式。但是，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存在很多不同之处，那么像哈氏公共领域理论这样欧洲经验主义的理想化分析架构可以跨文化运用到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之中吗?如果可以的话，一直被西方传媒学者批判为“意识形态工具”的中国媒体与公共领域的建构又是何种关系呢?其中更鲜有中国学者专注于对中国电视媒体(主要指电视台)与公共领域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鉴于笔者在中央电视台有八年新闻工作经验，2006年到2007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一年，中国电视媒体的工作经验和国外媒体研究的学习经历，让笔者有强烈的愿望试图从业内人士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中西方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批判性地回顾了西方媒体与公共领域的关系，然后将研究领域缩小到中国电视媒体与公共领域的构建方面，在比较了中西媒体所有制现状之后，笔者又对资本、市场等经济性因素对媒体的约束和政府监管等政治性因素对媒体的约束进行了剖析，最后结合中国媒体商业化具体情况，试图对媒体商业化后的中国电视媒体是否促进公共领域的建构给与评估。　　 为了更好地研究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半正式采访的研究方法展开调查。笔者采访了六位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新闻从业人员，并对采访内容进行定性分析后得出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解读。研究成果如下：中国电视媒体商业化促进了媒体内容的多元化，给与观众更多接触信息的机会。媒体机构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为了提高收视率，增加了舆论监督类的电视节目，这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空间。中国电视媒体商业化也促进了社会声音的多元化，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在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中发出他们的声音。但是，媒体商业化在促进公共领域的建构方面是有局限性的，媒体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刺激下提供了大量了与公共领域无关的软性新闻。另外，国家/政府通过对运营执照审批和内容的监管对电视媒体实施政治性约束，使电视媒体很难将建构公共领域的社会职能作为首要追求。　　 最后，笔者总结以上研究成果，试图给出以下结论：在媒体结构/媒体行为的研究理论分析架构下，媒体在政治/政府控制和经济/资本控制双重消极影响之下，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媒体都很难对公共领域的产生和发育做出巨大积极贡献。在中国电视媒体与公共领域的建构这个问题上，中国电视媒体(国有制)和西方国家媒体(多为私有制)在所有制构成模式不同的情况下，媒体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但中国电视媒体最终未能逃离西方媒体固有的发展轨迹一市场/经济性约束和国家/政治性控制导致了公共领域的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