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世界经典作家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可谓声名显赫。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畅销全球，历久不衰(据不完全统计，他最重要的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已被译成6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达数千万册)。作为“高等文学”典范，奥威尔的政治小说及随笔评论一直是英美大学的重要修读书目。奥威尔作品中的独特话语已经为当今国际语言，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Big Brother)、“双重思想”(Doublethink)、“新话”(Newspeak)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和“奥威尔主义”(Orwellism)等概念。 奥威尔在中国的接受，已有将近60年的历史。他在中国的形象，从80年代及以前的“反共反苏作家”、“社会主义的诽谤者”到90年代的“左派作家”、“英国大众的代言人”、“反面乌托邦预言家”再到2l世纪争取自由、寻求解放的叛逆者、反传统的战斗者、俗世间的圣人、自由主义者楷模直至今日的“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或称“潜在的极端保守者”)、男权中心论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曲折变化过程。 笔者主要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析乔治·奥威尔自1948年至2007年在中国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所经历的复杂变化过程，指出：这种复杂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各种权力话语和社会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由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阐释的历史性决定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国外学界对奥威尔的不同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读者对奥威尔的解读。故此，奥威尔在中国的接受，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乔治·奥威尔在中国的接受这面镜子，反映了近60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的历程，折射出中国接受者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迥异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中外文化的接触与碰撞所产生的问题。 本文从奥威尔作品在国内的译介、研究及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尤其是对王小波的影响等三个层面梳理了奥威尔在中国的接受状况。结语部分对奥威尔的思想遗产加以总结，并对今后奥威尔研究的走势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