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自金融危机结束，2009年IPO重启、询价制度改革以来，上市公司高融资超募就引起了学者、社会公众的诸多质疑，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同时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超募问题严重程度也各有不同，我国超募现象似乎格外严重，国内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也一直集中在超募问题的真正起因上。　　本文所了解的过往研究因素分别为私募股权支持因素、券商声誉因素以及分析师预测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中，本文选取后两种作为自变量分析，将私募作为控制变量予以研究；　　早期的 IPO上市抑价现象格外严重，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及几次IPO新股上市制度的变更，抑价现象有了缓解，但与之相对的，IPO上市公司的超募已经成为常态，诸多学者也都予以关注，那么，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投资市场上，第三方分析师的出现到底有没有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来提高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当某家公司吸引了若干名分析师对其进行预测时，大量不同的分析预测信息涌入市场又会对超募现象有着怎样的作用？此外，已经引起部分关注的私募背景有没有对超募产生实质的影响呢？现行的IPO上市制度中，承销商作为中介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看重自身利益的本能趋势对超募的影响又表现在哪里呢？　　在第一章的绪论与第二章第三章的理论及文献回顾后，为了理清以上因素对超募率的具体影响，本文选取了2009年至2013年招股上市的所有公司作为样本，剔除招股信息数据不全的公司，进入回归阶段的有847家公司。对这些样本公司的各项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后，本文对以上问题有了初步的结论。对主要因素的结论主要有：（1）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与超募率呈显著正相关；（2）分析师意见分歧的程度与超募率呈显著正相关；（3）承销商声誉与超募率呈显著正相关。（4）私募支持的“监督作用”与“认证作用”以及专业PE机构对发行利益链的考虑的综合作用使得私募股权的支持对超募的作用并不显著；　　最后，本文从政策角度，监管角度和市场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案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