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文学语言发展到清末时期形成了白话与文言共存的局面,这一现象对翻译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晚清民初的翻译家来说,翻译语言的选择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20世纪初,严复与梁启超曾就翻译语言发生过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严复和梁启超都算得上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严复曾留学英伦,精通中西语言,以翻译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著作著称于世；而作为维新派领袖人物的梁启超,既是翻译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又是积极的实践者,晚清翻译小说的勃兴离不开梁启超的大力倡导和躬亲实践。因此,这场文学巨臂、翻译大家之间的争论引起了当时众多学者的讨论。梁启超指责严复《原富》“太渊雅”的译语语言不利于对粗通文墨的普通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因而提倡使用“流畅锐达”的白话文来翻译。而严复对此并不认同,反对使用“利俗文字”作为译语,认为用雅洁的先秦古文来翻译则更容易达意。本文拟通过史料搜集、整理还原严复与梁启超之间的这场争论并深入探讨和分析这场争论的焦点之所在。作者在阐释争论缘起为双方预设读者、译本选材不同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严、梁的文化态度、写作目的、语言观三个方面对此次争论加以深刻揭示。对于严复与梁启超的这场争论,笔者认为应作辩证的、客观的分析。严复与梁启超不同的译语选择反映了他们在文化态度、写作目的、语言观念上的不同：严复文化态度保守而梁启超则积极激进；严复旨在作“传世”之文而梁启超意在“觉世”；严复崇尚桐城古文而梁启超推崇白话“新文体”。严复与梁启超关于翻译语言的争论一方面生动反映了译者当时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晚清白话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