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和身体长期承受着普通人难以体会的心理压力和高强度刺激挑战,从而可能更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将直接影响运动员竞技水平和潜能的发挥,甚至可能提前断送其运动生涯,对自身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多年以来,针对竞技体育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不多,且多以精神病理学指标来衡量心理健康。然而没有精神病理学症状,并不能保证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the Dual-Factor Model of Mental Health,DFM)认为个体心理健康应该从心理健康积极状态(wellness)和心理不健康消极状态即精神病理学症状(psychopathology,PTH)两个因素上同时衡量,心理健康的干预应同时包含心理不健康症状的消除,以及心理健康积极特质的获得。基于DFM模型对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更加符合竞技体育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目标定向,有利于促进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及自我潜能的发挥。本研究首先以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为依据,通过开放式调查和访谈,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初步编制出《运动员心理健康问卷》(包括“心理问题症状”和“积极心理特征”两个分问卷)。然后在对问卷进行项目分析、结构验证和信、效度检验的基础上形成正式测试问卷。继而采用正式的《运动员心理健康问卷》对8个省市的1010名运动员进行调查,用以了解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此基础上,结合高水平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出现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尝试采用理想化技术动作模拟结合心理咨询、系统心理训练、正念认知训练等方法进行干预,分别从降低/解决心理障碍症状、提升心理健康积极指标以及双方面同时作用三个方向,来改善并提升运动员心理健康水平。研究结果显示,(1)运动员心理健康可以由心理问题症状(消极心理状态)与积极心理特征两个非连续不重合变量共同评价,其中心理问题症状有:焦虑、抑郁、敌对、躯体化四个因子;积极心理特征有:意志品质、社会适应、运动认知三个因子;(2)依据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编制的《运动员心理健康问卷》包括“运动员心理问题症状”和“运动员积极心理特征”两个分问卷)的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内容效度、构念效度等信、效度指标良好,均达到心理测量的要求;(3)我国高水平运动员中男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症状”得分低于女运动员,男运动员在“敌对”、“焦虑”、“躯体化”、“意志品质”因子上得分均低于女运动员,而“抑郁”、“运动认知”因子上得分高于女运动员;个人项目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症状”得分高于团体项目,而其“积极心理特征”得分低于团体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个人项目高水平运动员的“抑郁”、“敌对”、“焦虑”、“躯体化”因子得分均高于团体项目,而“意志品质”、“社会适应性”、“运动认知”因子得分均低于团体项目;封闭性项目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症状”分问卷得分高于开放性项目高水平运动员,而其“积极心理特征”分问卷得分低于开放性项目高水平运动员;(4)对高水平运动员实施个体理想化技术动作模拟结合心理咨询的心理干预后,运动员心理恐惧障碍问题得到解决,其“心理问题症状”分问卷得分降低;(5)对高水平运动员实施以目标设置、放松训练、表象演练、自我谈话、运动行为-心理程序五种心理技能训练为主的系统心理技能训练后,运动员心理技能问卷得分提高,运动绩效升高,“积极心理特征”分问卷得分提高;(6)对高水平运动员实施有针对性的正念认知干预训练后,运动员心理敏感点的生理应激反应下降,其正念度得分提高,心理调控能力得分提高,“积极心理特征”分问卷得分提高,情绪紊乱总得分降低,“心理问题症状”分问卷得分降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运动员心理健康可以由心理问题症状(消极心理状态)与积极心理特征两个非连续不重合变量共同评价。(2)依据DFM模型编制的《运动员心理健康问卷》由“运动员心理问题症状分问卷”和“运动员积极心理特征分问卷”组成,其信、效度指标达到心理测量的要求,能够作为运动员心理健康的评价工具。(3)我国高水平运动员中男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症状水平低于女运动员;男运动员的敌对、焦虑、躯体化、意志品质水平均低于女运动员,而抑郁、运动认知水平高于女运动员。(4)我国个人项目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症状水平高于团体项目高水平运动员,而其积极心理特征水平低于团体项目高水平运动员;封闭性项目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症状水平高于开放性项目高水平运动员,而其积极心理特征水平低于开放性项目高水平运动员。(5)采用个体理想化技术动作模拟结合心理咨询对高水平运动员进行干预,能够降低运动员心理健康消极状态指标,从而提升运动员心理健康水平。(6)系统心理技能训练可以有效提升运动员心理健康积极状态指标,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7)正念认知干预训练可以在降低运动员心理健康消极状态指标的同时,提升其心理健康积极状态指标,从而改善其心理健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