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苏州是江南重镇，自然条件优越，商品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文化兴盛，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出版业特别发达，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通俗小说插图本的刊刻得以迅速展开。现运用颇具典型性的个案来探讨苏州刊刻小说“插图本”这一图文并存文本的特性，主要指向其文字文本和图像文本的互文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义增殖。　　 明末“三言”“二拍”插图本的刊刻基本集中在苏州。能工巧匠的通力合作使其版画插图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从互文性视角对文字文本与版画插图进行观照，会发现插图并非仅仅是对文字文本的形象再现，而是带有主观意识的艺术化创作。其“语-图”之间的互文关系主要表现在:图像强化、突出文本内容;图像对文本内容的增饰修改;图像与图记之间形成互文。同时，这些版画插图成为明清真实社会生活的缩影。　　 将万历年间龚绍山刊《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与崇祯末叶敬池刊《新列国志》和五雅堂本《片璧列国志》的版画插图相比勘，对厘清“列国”系列小说版本传播过程以及揭示书坊主的射利行径有重要价值，这也可以说是插图本另一种样式的意义增殖。　　 书坊刊刻的通俗小说插图本既是精神产品，亦是文化商品;既有文学性，又有商品性。在书坊主眼中，最主要的就是将之设计的更迎合读者的阅读需要而获得更多的利润。现将苏州书坊主与插图本传播之间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揭示苏州书坊主在插图本的出版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