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将分布在滇西北澜沧江流域和滇西北怒江流域的“那马”及“勒墨”民族群体认定为白族的两个支系。“那马”、“勒墨”是与之相伴居的纳西族、傈僳族对他们的称谓，“白尼”和“巴尼”分别是他们的自称。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他称“勒墨”)虽然被识别为白族的一个支系，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巴尼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白族。另外，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主要是按照斯大林的“四个标准”，政治色彩浓于学术研究。故本文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客观文化特征研究法和主观认同研究法，从巴尼人的族源、族称、语言、宗教等方面对巴尼人的族属问题进行学术上的再探讨。在田野中，巴尼人都以“巴尼”的称呼而自豪，有非常深厚的情感认同，而“勒墨”之称本身虽无贬义，但过去被傈僳族称为“勒墨海普”(即：大肚子的勒墨人)，有侮辱的含义，他们比较反感。因此，在行文过程中统一以其自称“巴尼”表述。　　 从族源上看，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及80年代詹承旭、赵寅松等学者对巴尼人来源问题的探讨，由于缺乏直接有关巴尼人的历史记载，其依据仅限于巴尼人的口述。笔者的研究，不仅借助巴尼人的口述史，而且进一步从与巴尼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白族支系那马人的史籍记载来考察其族源问题。据巴尼人的口述，巴尼人的祖先腊雄、盖豪和杨孟杨等为代表的虎氏族、鸡氏族及木氏族先后辗转于大理、剑川、洱源、鹤庆、丽江等地，后定居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与那马人共处，大约在明朝中期，这三个氏族先后迁居滇西北怒江流域繁衍至今。清人余庆远认为“那马”何时流入滇西北澜沧江流域，已不可考。然而，在《元一统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康熙《大理府志》、雍正本《云龙州志》、乾隆《丽江府志略》等中都记载滇西北地区有“白”、或“僰”、或“老末”、或“剌毛”、或“喇马”等，这些人的源头都是僰人，只不过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僰人因具体的环境出现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差别，总体而言，有坝区僰人和山区僰人，相对集中的大理坝区僰人至明代转而发展称为“民家”，而由于山区相对分割封闭的环境，山区的僰人群体则出现了各自的称呼。因此，元以后，“僰人”就已经遍及滇西、滇西北应属事实，那马人则应该是元以后史书中记载的分布在滇西北山区的“僰人”。巴尼人的祖先到达滇西北澜沧江流域之前的历史已无法印证，但从今天巴尼人与白族支系那马人相类的语言、原始宗教、风俗以及他们自认为与那马人的亲属关系来看，巴尼人与那马人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其一，巴尼人的祖先与那马人同属僰人；其二，巴尼人的祖先即便不是燹人，来到那马人地区之后，逐渐为那马人所同化，融入到了那马人中。无论何种可能，巴尼人并非是怒江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一个由迁徙形成的民族群体，在族源上都与僰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族称来看，以往的研究均认为，“巴尼”是“勒墨”的自称，与其他各地白族自称“白尼”相同，都是“白人”、“白子”之意，但今天大部分巴尼人却认为“巴尼”是一个与白族不同、种纯的单独民族。因此，对“巴尼”、“白尼”二者称谓关系的探讨是澄清巴尼人族属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环。从巴尼人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人和大理白族的渊源关系出发，后两者自称的出现是历史上由“僰”到“白子国”而“白尼”的过程，“巴尼”与“白尼”只是读音稍有不同而已，故“巴尼”的称谓是随巴尼人的迁徙带到了怒江流域。然而，由于巴尼人早在明中期就已迁至滇西北怒江流域，脱离白族母体太久，今天的很多巴尼人早己不清楚“巴尼”与“白尼”的关系，因此才出现了不认同白族之说。再从巴尼人的他称来看，“勒墨”是“虎人”或“虎族”之意，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具有同样的含义，“勒墨”和“那马”只是读音稍有不同而已，而大理白族也曾存在崇虎习俗，一脉相承的虎图腾崇拜痕迹，某种程度上暗含了巴尼人与白族支系“那马”及大理白族之间的族属关系。　　 从语言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仅仅根据巴尼人的口述，得出巴尼语是白语方言之一的结论，缺乏细致和广泛的比较研究。以后，徐琳先生对各地现行的白语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白语分为中部、南部、北部方言，即剑川方言、大理方言和碧江方言。这里的碧江方言即巴尼语。然而，今天的巴尼人认为他们不是白族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语言不同。故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巴尼语与古代史籍记载中的白语及与今天各地白语之关系，发现巴尼语与古代史籍记载的白语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如与樊绰《云南志》①中16个“白蛮语”词汇的对应达69％，与李京《云南志略》中“白人”词汇的对应达57％。笔者又选取60个现代基本词汇进行对比，得到巴尼语与其他各地白语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达80％的结论。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巴尼语与白语同属一种语言，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巴尼人与白族具有同源关系。巴尼人之所以认为他们的语言与白语不同，是由于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封闭，极少受到外界的影响，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彝语、羌语的元素，而大理等地的白语借用汉语远远超过巴尼语。　　 从宗教信仰上看，过去的研究往往仅限于对巴尼人原始宗教信仰本身进行探讨，并没有将巴尼人的宗教信仰与其族属问题联系起来。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巴尼人和处于巴尼人与大理白族过渡地带的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白族支系那马人，以及大理白族三者之间的原始宗教信仰仪式、活动等细节的相似性发现，巴尼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人和大理白族表现出渐次相近的关系，即巴尼人的原始信仰与其曾经共处、地缘上更为接近，且尚存原始宗教信仰的白族支系那马人几乎一致，从大理白族残留的原始宗教信仰中也能找到与巴尼人原始宗教信仰具有标志性一致的特征痕迹，由此可以推断，巴尼人与白族族属具有同源关系。虽然，巴尼人自认为只有以“祭鬼”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与大理白族的信仰不同，以此作为他们区别于白族的主要依据。其实，这只不过是因巴尼人缺乏对各地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所处环境有别、所受影响不同而导致的信仰上差异的客观认识所形成的表象化判断。　　 综上所述，从族源、族称、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人及大理白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巴尼人与后两者一样，都是白族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的很多巴尼人为什么不认可他们是白族呢?主要是因为，巴尼人迁至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历史较早，脱离白族母体太久，加之生活环境比较封闭，较少受外界的影响，久而久之，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巴尼人正是把这些特点简单地认定为不是白族的依据；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巴尼人被认定为白族支系后，国家对他们的待遇自然按白族来算，但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却远远滞后于白族，因此，他们就想方设法说明他们与白族不同，是一个单独的落后民族，以此来争取国家政策对他们的扶持，这也是巴尼人不认可他们是白族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