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长期被束缚,她们中的大多数被剥夺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和自由。清政府早期派遣的留美、留欧幼童都是男性,女子留学也就自然被排除在外。教会女子学校为中国女性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门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兴女学为更多中国女性提供接触新式教育的机会。少数女子开始走出闺阁,负笈日本留学。清末女子留日教育是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发展起来的,留日女性身上肩负着时代和国家赋予的使命。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女子教育都经历着一系列变革,这为中国女性留日创造条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留日的中国女性是夏循兰,她于1899年前往日本,继此中国女子留日正式拉开序幕。受到中国男性留日以及日本部分人士游说的影响,少数中国女性负笈东洋。在中国女性留日的初期,江浙地区和湖广地区的生源比较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开始自发前往日本。随着1905年第一批官派女子留学日本得以实现,第一次留日热潮开始形成。在官费与自费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女性赴日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留日女性大多选择师范、家政等专业,这与国内女学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师资短缺问题有很大关系。日本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目的和短期速成的课程设置也吸引着更多的中国女性。留日学生群体中还出现了自主管理的组织,与官方管理机构共同发挥作用。在学习的同时,留日女性也踊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1907年开始,速成教育的弊端逐渐显现,而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却取得一定成效。与此同时,留日学生逐渐形成一股革命力量,留日女生群体也加入其中。这不仅与清政府期望培养的贤妻良母相违背,甚至还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这就为限制留日女性的数量埋下伏笔。1907年之后,留日女学生的选拔标准及修读要求都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教育质量,但也限制了留日女性人数的增长。回国后的留日女性或是成为教师,或是创办女学校,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壮大增添力量。她们的组织和宣传使更多的中国女性接受教育,这也为两部女学堂章程的颁布创造条件。清末留日女性也重视女学对女权的作用,并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女性争取权利,解放中国妇女,使其地位得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