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义”作为一个道德概念很早就已出现,它既可单独使用,往往又与其它概念相联系,如“仁义”、“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等。同时,“义”也受到在位者或权威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伦理生活及之后儒学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义”在孟子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孟子》文本中,“义”出现108次,孟子将“义”由一种外在的普遍规范提升为内在的德性,进而达到与“仁”并列的高度。在孟子思想体系中,“义”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行为主体的品质,它是人心本身固有的,是善的发端,是人之为人的某种内在规定性,是一切规范与准则得以确立的内在根据,主要体现为“正当、合宜”,“理”,“道”等涵义；二是作为行为的品质,表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具有“规范”、“准则”,“道理”等涵义。从伦理实践上,“义”主要体现在人伦关系中,尤其是父子、君臣关系上；当然,作为普遍性的“义”也有其灵活性与变通性,体现在特定情境中的权变性,使“义”进一步具体化。此外,孟子关于“义”的思想,在与他人的论辩中,展现了其深层内涵。具体体现在：其一,在“仁爱”与“兼爱”之争中,墨家强调功利原则,儒家注重道义原则；二者既有人道观的不同,又有价值观的对立。其二,开端于孔子的儒学在孟荀那里出现不同路向：荀子从现实出发,使义具有功利基础,使其成为客观实在的道德制度；孟子则强调义的超功利性和崇高性,二者相互补充。其三,孟告关于义之内外的论辩,尽管视角不同,但都体现了对人类道德生活的普遍遵循和共同信仰。最后,孟子对“义”的重视,本质上源于对人的关注,强调了人的内在价值和本质规定。这与西方正义论有相通之处,尤其对罗尔斯的制度正义,起到互补作用,无疑对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