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十七年是一个特殊的文学阶段。在这一阶段，党和各级文艺领导人以空前的魄力和持久的坚持，推进文学的一体化理想，实行意识形态的统一。知识分子与女性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都处于一种社会边缘地位。知识分子的地位与意义是由他们所“依附”的阶级来定义的，总的说来他们被置于一种与工农大众相对立的尴尬地位，被置于无休止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当中，向工农认同；女性即“次性”、即“他者”，一直成为强大的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定位，女性的现实依附于特定的男权中心主义话语，由于时代使然，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往往成为社会／阶级／集团斗争中的女英雄，女性特征被弱化。 小说《青春之歌》由于时代的主流观念强有力的推动，也被纳入一体化的趋势，其中处于权威的、主导地位的话语，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一方面，作家认同了“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女性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女性话语是被强行压制、改造并缝合进革命的宏大叙事中的。 从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维度中，主人公林道静在道德人格方面，从自尊走向自卑，体现出“原罪”意识与赎罪心理；在阶级意识方面，从自我走向群体；在情感方式方面，从浪漫走向实在，不断向工农民众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表现在知识分子语言风格的自然流露和知识分子情结的凸现。 从女性与革命的维度中，林道静身上具备了“五四女儿”与“党的女儿”的双重身份，成为某种社会象征。作为“五四女儿”，林道静在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两条道路之外，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即妇女解放是伴随着社会的解放而实现。作为“党的女儿”，在林道静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当中，男性发挥着极大作用，体现出对父权领导地位的皈依。但林的成长过程始终伴随着爱情，折射出女性话语的隐现。十七年，任何女性的爱情经历最终指向仍是政治命题，所以依然是一种仿男权叙事。 在历史的视域中，《青春之歌》真正的被述对象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肇硕士学位论文MAS‘I’ER’S丁I[ESIS级知识分子道路，或曰思想改造历程。它呈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它负荷着特定的权威话语:知识分子(女性)只有在共产党 (非肉身的男性)的领导下，历经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生存、出路与真正的解放。 正是在这样一种革命叙事话语背景之下，《青春之歌》文本体现出复杂性和丰富性:一方面，作家要写出自己理解的革命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以及独特的女性体验;一方面，作家又不得不照顾到新时代对创作的规范化要求，两难处境造成了文本读解与作家主观意图的严重错位。《青春之歌》所体现出的复杂性，正是它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曲折发展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