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公共产品理论的应用拓展到环境治理领域，针对环境公共品具有的空间及代际外部性，分析居民的有效需求显示及其在供给过程中如何避免“免费搭便车”问题，重点基于代际外部性的特征，探讨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机制，阐述了生活满意度测量法可以度量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并进一步通过理论模型构建提出了政府主导下的居民和企业共同提供环境公共品的供给机制，为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文首先对环境公共品的供给情况进行了文献综述，在对代际外部性理论、利他主义理论、公共品供给机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合同理论和激励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公共品的代际外部性，由此导致的代际间成本或收益的外溢，造成了“代内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成本收益的不对称，还引发了后代代理人缺位的问题，只要是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当代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的决策都很少会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这样，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前向型代际公共品”相对于为当代人提供老年保障的“后向型代际公共品”而言，供给严重不足，而代际公共品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研究和探讨促进资源在代际间的合理和有效率配置的可行途径，提高代际公共品供给水平，探求代际公平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　　其次，论文通过中国环境现状的分析，认清了当前我国存在污染严重的事实，尤其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污染，这些严重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干扰，阻碍了我们由物质生活迈向精神生活的步伐。通过对污染源头的分析，发现不仅工业企业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及生活垃圾正在呈现逐步上升的势头。通过问题的梳理，发现现有的环境公共品供给机制不能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如果能够引导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环境治理队伍中来，将对环境治理带来帕累托改进。　　再者，论文以戴蒙德提出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OLG)为基础，构建了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理论模型:政府主导下居民和企业共同参与的环境公共品供给机制。通过模型推导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确能够带来红利——环境质量提升、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有利于后代健康成长。在随后的实证研究中，论文利用空气污染治理为例，将幸福感测度法和环境公共品供给机制运用其中，探讨了空气污染有效治理的方法。　　进一步地，论文进一步挖掘居民从洁净环境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的可行性，通过中国综合社会科学(CGSS)调研数据，发现居民对环境污染程度非常关注，有过半的居民具有强烈的参与环境治理的愿望和行动，愿意为环境保护付费。通过对公共品价值评估的三种方法——显示偏好法、陈述偏好法和幸福感测度法对比分析，得出了幸福感测度法是相对较优的环境保护支付意愿的度量方法。并且现实的居民生活物质条件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等研究也支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观点。这项实证调研为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优质环境需求侧的居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转变为供给侧，这样可形成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合力，共同治理环境污染。　　最后，论文分析了中国环境公共品配置失衡的制度根源，提出有效供给环境公共品的一系列对策建议:基于不完全合同理论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能够给居民可信承诺的“长期政府”;“代际契约”中的跨代补贴政策要能够保障居民预期收益的可兑现性;对待污染企业采取惩罚和补贴双管齐下的组合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加速经济增长;设立“环保基金公司”，对企业征收的环保费和居民自愿缴纳的环保基金交给竞争性的“环保基金公司”负责运营等。只有协调好各方的责任和利益，才能够激励居民和企业的环保行为，解决环境公共品供给低效率和免费搭便车问题，保障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和居民共同供给环境公共品机制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