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都坚持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即预设了方法的不变性、唯一性和规范性,但由于过分的强调方法论的规范性而脱离了科学史的实际。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解决预设主义的弊端提出历史主义模型,他们强调历史的事实,努力使自己的科学观符合科学史的实际。由于他们过分强调科学史,强调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否认方法的规范作用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劳丹试图解决二者的弊端,主张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模型,既强调方法的规范性又重视科学史的研究,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结合起来,这是劳丹方法论的出发点。劳丹生活在实用主义盛行地——美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这就使他的方法论中时时潜伏着实用主义的阴影。在科学划界问题上,劳丹提出要消解科学划界问题,用“可靠的”和“不可靠的”代替“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他认为这样既有意义又容易解决。在科学进步及合理性问题上,劳丹用“解决问题”代替追求真理,科学就是在“研究传统”的指引下通过解决问题而进步的,其进步具有合理性。他的实用主义科学进步观因排斥真理受到众多批判。劳丹试图从科学内部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引入认知价值提出了“网状模型”,在这一模型通过理论、方法和目的的互相制约、互相辩护而达到科学家们的意见统一。这个模型完全从科学内部考虑问题,忽视了社会环境尤其是科学活动主体的作用,不能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劳丹提出的规范自然主义认识论就是重点强调方法既有规范性又有经验性、可变性,体现了逻辑模型与历史模型、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统一。劳丹的这些理论虽然还有有待改进的地方,但这些新颖的观点却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劳丹对科学机制的深入探讨、在科学活动中引入价值论等许多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