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豪门》作为华裔马来西亚旅英作家欧大旭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虽获布克奖提名,却仍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上海（中国）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小说中21世纪初上海-马来西亚的跨境书写、马来西亚华裔身份的追寻路径及其特点愈加值得深思。基于福柯的“异托邦”理论,融合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及达尔文进化论,本文从《五星豪门》中五个主要角色所处的异托邦空间入手,对其身份追寻路径及背后的心理、环境因素展开讨论,聚焦当代马来西亚华裔身份追寻的特点、多重“故乡”之间的关联及上海（中国）在后现代全球化下的时代任务。本文第一章展现了第一组角色英徽与妃碧的困境。她们现阶段的“重生”实际是过往身份的变相重复,预示着她们在上海必将面临第二次失败。第二章揭示了第二组角色贾斯廷和盖瑞的迷茫。尽管他们在上海开辟的异质空间似乎为他们指引了新的生活方向,但实际上他们的前途仍受制于上海的“态度”。基于前两章的分析,本文得出了阶段假设:两种身份追寻路径都不能赋予马来西亚华裔稳定的身份。第三章的前半部分通过探讨最后一位角色沃尔特作为异托邦中的异质角色与其他角色的关系证实了这一假设,并引出其所“代表”的上海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阐释欧大旭上海-马来西亚跨境书写的深意,即马来西亚华裔新世代对自身“中华性”内涵的拓展。第三章最后辩证分析了文本上海“变”与“不变”的核心精神,其解释了马来西亚华裔身份追寻路径注定走向离散性及流动性,也点明了离散华人眼中后现代上海（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时代任务。在结论部分,本文提出观点:《五星豪门》中的跨境书写有助于打破两种传统观念。在个人层面,跨境书写展现的马来西亚华裔身份追寻路径特点打破了国内读者对马来西亚华人身份问题的同质期待。在社会层面,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被推翻。这是本研究的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