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在有限的环境资源条件下，要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手段相对于以命令和控制为主要特点的行政强制手段具有更好的效果。伴随着西方污染者付费原则被普遍接受及排污收费制度普遍建立的国际大环境，以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代背景，排污收费制度在我国得以建立。作为一项被世界所普遍倡导的经济环境政策，排污收费制度自建立以来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始终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仍然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可以合理预见，中国仍将不得不面对着高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污染排放的浓度控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已不能满足现代环境管理的要求，总量控制开始替代浓度控制，成为现代环境管理中对污染排放控制的主要理念和方式。相应地，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要么被体现总量控制理念的其他措施所取代，要么必须根据总量控制理念进一步改进完善。与此同时，排污收费制度的探索与完善，必须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体系的基础之上。文章试图在对我国现有排污收费制度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将相关理论与我国人文制度体系相结合进行分析，以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理念为基础，对我国排污收费制度进行研究，并提供有益的、可行的改进和完善建议。　　文章首先对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总体状况进行了介绍，并对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准税收属性进行了论述，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逻辑起点。正由于其已具有准税收属性，为进一步发挥排污收费制度作为控制污染排放经济手段的应有功能，并不一定必须进行费改税，而可以从排污收费制度本身的完善着手。　　随着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理念被广泛认可，实践中有将总量控制等同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趋势，而忽略了排污权交易与排污收费制度只是达到污染控制的两种经济手段的事实。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在对排污收费理论基础与作用原理进行介绍后，以污染排放总量控制为视角，从污染排放行为的经济属性着手，对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排污收费制度的选择进行分析，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排污收费制度进行重新认识。文章通过分析指出，污染排放行为的本质，是使得污染品及污染治理服务从私人品到公共品转变的过程。与此相对应，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的实质，就是要控制污染品或污染治理服务由私人品转变为公共品的总体数量，以充分并合理地利用环境容量资源。排污权交易制度试图通过市场来解决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却在最根本环节，即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方面无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即排污权交易制度存在着市场机制悖论。正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市场机制悖论，使得排污权交易制度并不具有代替排污收费制度的天然正当性。通过对二者的优劣势分析，还可以发现，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大背景之下，排污收费制度更具优势，因此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发挥其应有功能是我国以经济手段控制环境污染的当务之急。　　文章紧接着将排污收费这一因素与人口、经济增长、技术、环境行政手段等相关因素一起，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就其对污染排放总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排污收费制度在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防治实践中对污染排放总量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效果不够明显。由于合理的收费标准是整个排污收费制度的核心，只有合理的排污收费标准，才能通过对污染排放外部成本进行内部化，促进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文章从排污收费标准入手进行分析，指出收费标准偏低正是我国排污收费对于污染排放抑制作用偏弱的症结所在。通过对我国排污收费的实际收取平均费率以及私人品属性污染治理平均成本估算发现，我国排污收费的实际费率长期远远低于污染排放主体进行污染治理的平均成本。通过实证分析我们还发现，虽然2003年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对污染排放总量的减少有一定刺激作用，但由于改革后的标准仍然过低，刺激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将排污收费标准提高到一个合理水平，将是我们完善排污收费制度的最重要工作。　　为估算我国合理的排污收费标准，文章利用最优排污收费模型进行模拟。政府作为公共品属性的污染品或污染治理服务的主体，难以与污染排放主体以平等主体的身份进行公共品与私人品属性的排污权交易。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政府干预对于纠正市场失灵或弥补市场缺陷的正面作用，赋予政府强制交易权，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其实质就是建立排污收费制度。虽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使得私人品属性与公共品属性污染治理边际成本相等，但政府可以通过对相关污染治理边际成本曲线的估计，估算两者一致时的成本水平，作为合理排污收费标准。文章利用相关年份的统计数据对私人品属性污染治理边际成本曲线以及公共品属性污染治理边际成本曲线进行了估算，并通过最优排污收费模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合理的排污收费标准远高于现行规定的排污收费标准和实践中的排污收费实际费率。　　前述排污收费标准是基于污染边际成本曲线既定不变的假定前提上的分析，是一种静态考虑。为减少效率损失，我们必须进一步基于边际成本曲线的动态变化而对排污收费标准进行差异化设计。变化既包括区域环境差异所带来的边际成本曲线的客观变化，也包括排污收费对污染排放主体的刺激作用本身所主动带来的污染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化。文章对各省域的单位污染排放量可能导致的污染平均损失以及污染排放与环境损失的基尼系数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在环境容量利用程度方面，省级行政区域间相对比较均衡，但是部分省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说明我国针对部分区域实行差异化收费标准，是必要的，将有利于环境容量的合理使用。同时，文章对各省域间污染治理平均成本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部分省域间私人品属性和公共品污染治理平均成本也存在巨大差距，说明针对部分区域实施差异化排污收费标准具有可行性。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文章建议在全国统一的排污收费标准基础上允许对个别省份的排污收费标准进行差异化调整，实施区域差异化排污收费标准。在客观环境容量既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更为可行的途径是通过技术转型升级，降低单位产品的污染产生量，也即提高污染排放效率。文章对各工业行业间污染排放效率进行了估算，并借用基尼系数的计算与对分配公平的判断方法来对我国各工业行业间污染排放效率的总体差异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我国结构性污染问题的确比较严重，工业行业间污染排放效率总体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工业行业间的污染排放效率差异十分巨大，如果考虑各行业中不同企业间的差距，全体企业间的污染排放效率在总体上会更加悬殊。为此，文章建议实行基于污染排放效率的累进制排污收费标准，以使得排污收费标准对于污染排放主体的技术转型升级具有足够的刺激作用，促使污染排放社会总成本降低，促进社会总收益增加。结合我国现行税收、统计等制度综合考虑，文章进一步指出，可以以应纳增值税额与污染排放量的比值来对污染排放效率进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