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作者从事文学创作,必须依赖于其自身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承担着传达此种体验和感悟的使命,这种传达远不是简单机械的文字转换能实现的。文学翻译在众多的翻译类型中独具特色,它与其它的翻译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学”二字。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先要阅读原作,感受原作,再要理解原作,反映原作,说他在用译入语进行创作是毫不为过的。事实上,有许多的文学翻译者们都在自己的论述中谈到了他们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谈到了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关系。虽然这些言论大多为零散的感悟,并无系统,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文学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它们不仅彰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更成为译者创作行为的极好佐证。拥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的西方早期翻译家西塞罗认为译者要像演说家一样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他强调翻译也是文学创作。英国君主阿尔弗烈德国王用盖房子来比喻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可谓既生动又富有说服力。在他看来,翻译是极富灵活性的活动,其中的创作便是一种很随性的活译。作为苏联著名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基维·加切奇拉泽是文艺翻译学派重要代表之一。在《文艺翻译理论问题》等理论专著中,加切奇拉泽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翻译思想,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文艺翻译必须坚持创造性原则。他认为,文艺翻译是一种创作活动,它不是为寻求语言上的一致,而是寻求艺术效果的一致。美国著名诗人兼翻译家埃兹拉·庞德的诗是以中国古诗为参照,一半为翻译,一半为创作,因而深受读者喜爱。有评论说庞德的译诗已经超出了翻译的范畴,成了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学作品。我国学者钱钟书并没有详细论述译者应该如何创作,然而他却给译者提出了极高的创作要求,尽管他的“化境论”太过抽象,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是作为译者努力的方向来说,它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认为文学翻译者不同于一般的译者,因为文学翻译是艺术,所以文学翻译者特别需要创造才能。他甚至还提出了“以创补失论”,用创作来弥补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虽然这一论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对创作所起的作用之强调却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