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期，中俄两国相继开始由原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虽然两国的原有经济体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两国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路径选择及转轨绩效却有很大差异。理论界对以中国为典型的渐进改革和以俄罗斯为典型的激进改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然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俄罗斯经济的不佳表现形成极大反差。理论界认定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改革的观点成为主流。很多学者集中探讨中国改革成功与俄罗斯失败的原因。本文以中俄转轨的初始条件为起点，分析了中俄转轨的战略目标差异及转轨路径的不同选择的原因。进而从政府行为的视角阐述了在中俄转轨的绩效差异。分析认为：中俄转轨的绩效差异原因在于转轨中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苏联解体，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这种改革不仅仅是一次经济转轨，而且是一次宪政转型，是一次真正的“革命”。随着宪政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体制和权力体制被打破，而建立新的政府体制和权力体制又遇到重重困难，打破旧体制容易，建立新体制困难，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国家将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旧体制下的权力体系不能被一步消灭，导致新旧体制的冲突和斗争，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严重地影响经济效率。因此，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在没有政府秩序下进行的。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是一次典型的经济转轨，在经济转轨的同时，我国保持了原有政治制度和体制，中央政府保持了强有力的治理能力，为经济的转轨提供了必须的秩序。因此，中国的经济转轨是在井然有序的状态下向市场经济推进的，在这一推进过程中，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与经济体制转轨之间产生了良性互动。　　 王跃生等(王跃生等，2006)对政府行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定量研究发现中国的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是一个相对平稳、不断提高的过程。而进行激进转轨的前苏联东欧等国家，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波动幅度较大。俄罗斯政府行为在经历了1994-1998年的显著改善以后，1998-2003年在波动中恶化，GMI值由“-1.26”下降为“-5.31”，政府行为也重新偏离了市场化的要求。张仁德(2008)从契约主导制度、行政主导制度和国民权利与自由三个维度对中俄两国的“转轨度”进行测量和比较分析。同样验证了本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