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作为一名蜚声国际影坛的华人导演,其作品在东西方都获得巨大成功,在票房与艺术探索上都让人刮目相看。本文重在关照李安电影独有的结构形式,其作品中父亲与儿子(女儿)的关系既有亲密一面,又有冲突一面,这一主题结构令李安在探讨个体成长问题、父性权威、自我意识、家国文化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命题中有了独特的视角和价值。李安作品中的父亲与儿女形象是丰厚的、鲜活的、真实的,大多数角色都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同,李安塑造的父亲形象与儿女形象真正鞭辟入里地触及了家庭生活中人的性格冲突与依恋的方方面面。父亲形象与儿子形象各有其互相类似却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父亲的形象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种父亲特征,即“理想父亲”、“欲望父亲”、“期望父亲”。李安对父亲的态度是从质疑审视,到激烈反抗,再到认同回归,呈现了一个曲折的心理历程。这一心理历程折射到儿子形象上,便形成了儿子对父亲的三种心理：“恋父”、“弑父”、“二次认同”。对于父亲,子女们往往表现出又爱又恨,又即又离,又“恋”又“弑”的矛盾情怀。并且,在大多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倾向,即父亲的人格魅力往往胜于儿子,父辈身上都集中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品质,而儿女往往是软弱的、不成熟甚至不光彩的。十部电影,或隐或显的父子关系颇为不同,“家庭三部曲”中父子关系于冲突中见和谐,“西方三部曲”中,父子关系恶化、对立,甚至出现激烈的“弑父”之举。而一些作品中,比如《理智与情感》、《与魔鬼共骑》、《色戒》虽没有肉身意义上的父亲,却存在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形象。李安探讨的父子关系在形式上与西方文学的“弑父情结”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父子冲突的“篡弑”情结颇为相似。文学作品中儿子的出走、对父亲的驱逐、乱伦等题材在李安作品中都有变相的呈现,若要一一对应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出身中国家庭却远渡重洋在异域生活的儿子；和父亲不和、拼命要逃离家庭的女儿或者是要将同住的老父单独出去的自私的儿子；和女儿的同学结合的为老不尊的父亲,等等。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父子矛盾与认同的根源就在于人格结构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作用。在“本我”的作用下,人往往释放自身欲望,遵循“唯乐原则”,触碰到他人的感知与利益,这变成了父子矛盾的人性根源。而在“自我”的约束下父子关系趋于缓和,在父子形象追求“超我”的力量中,父子之间产生了妥协与认同,最后回到和谐的父子关系。拉康的“二次认同”理论则再次解释了儿子对父亲的感情在经历了挫折之后,达到一种新的高度,产生了最终的理解,这并非子女与生俱来的对父亲的恋慕,而是精神上的沟通与对话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相通。父子关系的矛盾表现了中国传统家庭受到现代冲击,儒家的家庭伦理与西方现代文化相冲突。李安面对他的中国文化之“根”表现出一种困惑和左右为难,于是,他为影片中的父子矛盾最终选择了趋于和谐的大团圆结局,这既是父子关系的和谐,也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调和折中,暗合了李安崇尚儒家中庸之道的心理。父子关系的缓和主要通过父亲的妥协和儿子的认同来实现,儿子的认同是出于对父亲的理解,更是对自身所深具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回归；而父亲的妥协,是父辈的传统观念面对现代文化的一种调整和接纳,也表现出父亲的大度宽容与人格魅力。这种家庭团圆的故事结局虽然有一些刻意,但从文化之根溯源,父亲的妥协与儿子的认同又都是必然的结果。李安始终关注父子关系,贯彻着父子题材的探讨,就影视作品而言,李安对“父子关系”的探索是深刻且全面的,解读李安电影中的父子关系,已经成为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国传统伦理、家庭结构等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文艺创作中的父子题材对于我们研究文化与代际传承的启示是意味深长的,父子关系的和谐与冲突主题,对于文艺创作有着永恒的取材和思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