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其实质是主张政府放松金融管制,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宽对外资入境的限制,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金融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并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宣布了金融开放的12大具体举措,标志着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然而,金融开放在促进开放过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提高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考察金融开放对开放国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及其条件尤为重要。历史地看,发达国家对金融开放经历了严格管制——逐渐放松——宏观审慎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实施资本管制,严格控制金融开放,促进了战后各国的经济恢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各国出现滞胀,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又开始占据主流。McKinnon和Shaw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为西方发达国家放松金融管制、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理论支撑。政府实施金融开放,促进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取消了资本管制,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过程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顺利。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发达国家,实施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开放,允许资本有限地自由流动,不幸地是,大部分金融改革都因为经济金融危机而搁浅。20世纪80年代末,在“华盛顿共识”的鼓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实施金融开放,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然而这也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频发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21世纪之后,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对金融开放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市场机制的不稳定性也使得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逐渐被宏观审慎取代,各国倾向于资本管制,限制自身的开放水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实施金融开放会帮助本国获得更为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投资结构,对这些国家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带动服务业发展、提升本国货币地位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国际资本具有流动性强且投机性、复杂性并存的特点,加之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初期监管与风险防范措施欠缺,金融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导致金融系统脆弱性上升,最终导致本国资本大量流出,本币汇率暴跌,经济崩溃。因此,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包含有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既能给开放国带来经济增长,也能会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本文针对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和危机效应的内在机制、生成条件及其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等几个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客观地评价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对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提出政策建议。通过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的测度与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以及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综述金融开放的相关理论可以发现:有关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研究都能表明影响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因素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但理论依据不够充分。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与模型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影响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门限变量,并应用于实证分析,增加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还构建空间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以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泰国与21世纪初的阿根廷为案例,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一个国家实施金融开放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不高与监管不到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本文在Aghion等(2004)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二期动态模型,模型中存在一种由金融资本与国家固定生产要素生产的可交易商品,而且生产者面临信贷约束。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国家固定生产要素的供给是非弹性的,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与国内外利率差。进而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导致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也是不同的。这个模型解释了一个国家金融开放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内在机制,为使用面板门限模型作实证研究提供有说服力的门限变量。采用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以及在空间上对其它国家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并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条件,研究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在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模型中,选取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均存在门限效应,而且对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更高层次的国家,它们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都显著大于属于门限变量低层次的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存在门限效应,并且对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更高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要明显高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较低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对于国内储蓄率,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越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越大。第二,在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模型中,选取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不显著;以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多重门限,模型结果联系样本显示,超过90%的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处于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不显著或显著为负的区间内;以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均存在双重门限,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的系数估计或者统计上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是显著为正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存在门限效应,以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单一门限,当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著为正,低于门限值时,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双重门限,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著为正且先上升后下降,当国内金融发展水平高于第二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相对较小;以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单一门限,当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低于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著为正,高于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三,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和危机溢出效应。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危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溢出效应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第四,结合实证研究的结论,采用信号分析法,利用我国的基本数据,分析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刚好达到强增长效应的良好状态,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处于强危机效应的中等水平。利用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分析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我国能够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中获益;现阶段我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的危机溢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发达国家的金融开放会对我国的危机效应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本文的主要的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针对以往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研究缺少理论模型支撑的缺陷,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二期动态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的金融开放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内在机制,并从模型中筛选出面板门限模型中的门限变量,增加了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第二,针对以往很少有文献关注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这一问题,构建空间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第三,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采用信号分析法,综合我国国情数据,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指出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具有强增长效应,但也具有强危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