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蕡是清末思想家、教育家,学术界将其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他一生致力于为国家和民族探寻出路,为西北地区广大的民众谋福利。他是推动西北地区开展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是指引西北地区走出漫漫中世纪长夜的启蒙者,是促进西北地区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关键人物。但是由于他的活动范围是遐方绝域的西北地区,而非北京、上海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他不能像康有为等人那样能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宠儿”。长久以来,他本人以及他的思想均被尘封的历史所遮盖。刘光蕡现代化思想的产生,是艰难时世的时代诉求与其个人饱经忧患、家国情怀的综合产物。西方列强强大的战舰和大炮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古老的中国遭遇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局的动荡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传统士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感油然而生,促使他走上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找寻救世良方的征途。刘光蕡的现代化思想涉及现代化的多个维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在政治现代化领域,他主张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动员社会各阶级公开议政,用法治代替人治,从而达到革除时弊、维道济时的目的。在经济现代化领域,他驳斥“农本商末”的观念,鼓励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身体力行以“名儒办洋务”,筹办了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和轧花厂等实业,并且采用了股份制企业的运营方式,使近代陕西迈出了采用机器办实业工厂的第一步。在科技现代化领域,他极力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军用器物和民用器物,主张依靠科学实验而非依靠经验获取结论,设立时务斋、崇实书院以推广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现代化领域,他揭露八股虚学的弊端,以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等实学为教育内容;反对“精英教育”,鼓励“化民成俗”的全民教育;设计了涵盖幼学和小学、乡学、县学、大学以及专门学校、国学、京师学堂在内的层级分明的教育体系。刘光蕡的现代化思想呈现出以“道器兼有”为内容、以“救时济民”为职志、以“经世致用”为核心、以“六经注我”为方式的特点。他的现代化思想指导了西北地区维新运动的开展,为响应全国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一代代的关中学子受其思想的哺育,为西北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其现代化思想开陕甘之风气,加快了陕甘地区现代化转型的进度。但是,他作为从传统经史学术殿堂走出来的“学人”,其现代化思想不免具有尚未突破“西学中源”的窠臼、重实用轻学理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