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渐复杂的社会状态下，要想保证人类的发展得以平稳和永续，就必须不断地去克服和修整社会治理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而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故而能够选拔适合于具体问题解决的人才，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虽然在漫长的历史沿革过程中，曾有各种各样的人才选拔方式被尝试，但自隋唐而始逐步定型的考试制度，却因其公正和高效的特点，得以为社会治理所推崇和依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考试制度的存在对于人才选拔而言即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在违背考试目的舞弊行为中，考试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受到了严重的挑衅。为此，唯有以有效手段遏制考试舞弊现象的蔓延，方能够实现人才选拔的务实和有效。事实上，由于近年以来社会风气消沉，监管部门失职，以及社会诱惑增多等各种因素的存在，考试舞弊现象已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之势，传统的行政规制手段再难作为，而不得不以刑法措施对其加以遏制。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有关于考试舞弊的三个罪名，为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奠定了前提。不过，因为立法规定的抽象性，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时，有可能会引起连带，甚至完全相反的后果。故此，有学者以刑法自身的谦抑性为根基，对考试舞弊行为入刑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当然，中国规定考试舞弊罪，既有历史沿革的理论尝试，也有外国司法操作的实践借鉴，纵有尚待完善之处，也不应该就完全对此否定。作为一种新规定的犯罪类型，其尚需要实践的考验和理论的调整。因而，有必要对考试舞弊的现象，做出体系性的分析，通过分析其理论构成和实践方向，或可尽量地降低其存于刑法规定的负面影响。　　本文主要通过四要件说分析考试舞弊罪的犯罪构成，并运用刑事责任理论对考试舞弊罪加以分析，最后对考试舞弊罪的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等犯罪形态等分析来对考试舞弊罪进行论述。本文所称考试舞弊罪即包含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提供、出售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三罪，文后不在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