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岭南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绝对是个开风气之先、豪杰辈出的所在,从这里走出去的一批批志士仁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康有为、梁启超便是当之无愧的个中翘楚。　　 在晚清或近代思想研究领域,康、梁始终是个热点,仅在Cnki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关键词,检索结果就分别达到四万四千三百零四和八万六千七百四十八条。这些研究基点是将康、梁置于中西文化关系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啓两大语境中,集中揭示康、梁政治、学术和文学等观点。这种研究思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就是康、梁政治、学术和文学观点生成的前提为中西文化关系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啓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晚清文化现实和康、梁的实际文化旅程来看，这个思路和结论虽有相当的合理性,却也是不充分的,这就给本文留下充分的论述空间。　　 传统研究对梁启超以下两句话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语焉不详:一是“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二是“有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这其中显示的是由朱次琦经康有为到梁启超的师承关系中“经世之(致)用”的传承线索。　　 朱次琦是晚清岭南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之一,由于去世前“尽燔其稿”,后人难以窥探其学术观念的真实面目,对他的研究也极其薄弱,Cnki上只有区区十一条,这显然与朱次琦的“岭南大(醇)儒”身份极不相称。　　 本文首先立足朱次琦弟子简朝亮搜集整理的《朱九江先生集》、再传弟子张启煌《朱九江先生讲学记·注》和朱杰勤“斟录”的《朱九江先生谈诗》、《朱九江先生经说》,还原朱次琦学术和文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学术观念继承白沙、尊崇亭林、“兼采汉宋”、“无今学,无古学”,主张“四行五学”,所有学术观点(念)的核心素质是“经世致用”;文学观念显示出彻底的“古典性”。　　 朱次琦学术思想没有过分倾向任何学术观念或立场,故而犹如一个“母体”,潜在地蕴涵着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向,朱、康、梁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揭示的正是这条线索中学术、政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观念的实际发展状况。由于文学观念绝非独立于学术和政治观念之外的孤立存在,故本题具有学术、政治和文学三个层层递进的基本层次,全篇和每一编都采用从学术、政治入,复从文学出的结构模式。论说中除了前述两大语境外,朱、康、梁的师承关系和其中的“经世致用”线索是一个重要创新点。　　 在朱次琦那罩,“经世致用”只是一种理论蕴籍,表现为学术观念既远离政治,又指向个人、指向内心,促进个体知识积累、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此后出现以逐步“渗透”为表现形态,以“经世致用”为内核的持续“外转”过程,“渗透”路径为学术——政治——文学。与此相伴相生的是朱、康、梁身份上的“超越之旅”,即由封建士大夫,经“儒家知识分子”,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换。　　 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康有为是朱次琦的坚决反对者,但在学术和政治观念层面,“经世致用”理念却被康继承并“滥用”,推衍出“通三统”、“张三世”这类怪异的学术理论。与此相反,“经世致用”并未“自然”地“渗透”进文学观念——康有为显然没有意识到不但学术和科技领域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文学也需要“师夷长技”。他在学术上“师夷长技”的做法与传统的“经世致用”理念相激荡,无意中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撼动了传统文学观念的理论基础,这是康有为在朱、康、梁这条文学发展线索中的过渡性作用。　　 在梁启超手中,“经世致用”不但“渗透”进学术和政治,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理论,将“启蒙”和政治任务赋予文学。这类“革命”具有重大文学史意义:生成前无古人的“典范转移”和“文学何为”的文学观念新命题,颠覆了文学史上“古典意识”和“文以载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以及以诗文为“正统”的古典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树立以“西方”为典范,以现世为“用”,以“小说”为正统的文学观念,这是近代文学观念的基本内核,也开启了“五四”文学运动的先河。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那个时代,文学之“美”在商业之“利”和启蒙之“用”的夹击下被消解殆尽,加之梁启超诗歌和小说观念在理论表述、创作实践上各自都存在万难调和的内在矛盾,因此,与“五四”文学相比,梁的文学观念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未完成性”。在朱、康、梁这条线索中,建立在政治与学术基础上,在“经世致用”理念的推动下,伴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成过程,逐步完成的是文学观念由古典到近代的转换。　　 本文目的有二:第一、还原朱次琦学术和文学观念原貌,并发掘他在中国学术和文学思想由古典到近代转换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将康、梁学术、政治和文学观念研究从传统的中西文化纠结、交织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另行建构以师承关系和“经世致用”为线索的基本生成语境。　　 文章以1876年到1903年为主要论述时间段:前者为康有为从学朱次琦之年,后者为梁启超及其同道基本完成近代知识分子生成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到近代的转换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