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兰”已然成为了一种比德的文化符号,在我国传统绘画、诗歌、音乐等艺术体裁中屡见不鲜,特别体现在“四君子”题材中的《墨兰图》中。在绘画史中,自王维以诗境开拓画境,到北宋苏轼、欧阳修等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文人画理论的倡导之下,至元明清,文人画汇成滚滚洪流,“四君子”成为其重要创作题材之一。以兰花入画成为蔚为大观的文人画创作题材《墨兰图》之前,古代先贤们早已赋予了它拟人的品格。在文学作品中,身为植物的“兰”不断地被人格化,诗人们以其传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也因此与“梅”、“竹”、“菊”并称为“四君子”。在宋代,“兰”成为了高雅文化,最早的兰谱和《墨兰图》都出现于此时,这一时期,植兰、赏兰、画兰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咏兰诗》的出现虽早于《墨兰图》,但二者都是为了表现“兰”这一艺术形象的人格美。文学与图像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选择了以文征明的《墨兰图》与《咏兰诗》做个案研究,从纵向来看,文征明处于明代,对于发端于宋代的《墨兰图》来说,他位于承上启下的转折点;从横向来看,他才华横溢,诗书画皆精,有不少《墨兰图》与《咏兰诗》存世。文征明性格平和、与世无争,这种性格导致他的《墨兰图》与《咏兰诗》趋向于温润,区别于其他文人画家。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通过文征明在《咏兰诗》中对“兰”这一植物的称谓和描述“兰”时对孔子、屈原的提及,论述了“兰”是怎样被人格化的。第二部分通过文征明笔下《墨兰图》的图像逻辑论述被人格化后的“兰”如何在文征明的创作之下进行再次物化,具体表现在形象的塑造、构图的特点、诗书画的结合以及与其他文人画家《墨兰图》的比较中。第三部分论述了文征明《墨兰图》与《咏兰诗》的语象与图示对应关系,文征明通过竹石棘草强化兰花人格、以《墨兰图》图像的视觉美感与《咏兰诗》文本的嗅觉语象进行互补,除了强化增饰与互补之外,诗中物象在《墨兰图》中也相应地有所偏差。同时,诗的“显性色彩”与图的“隐性色彩”在对立的同时也相互补充。在此基础上,诗歌与图像的互文,使观者达到了“统觉共享”的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