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股权激励的法律制度环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将股权激励机制纳入公司治理体系中,企业高管股权激励的相关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界与业界的讨论焦点。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用来解决公司内的委托代理问题、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那么,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对企业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后企业的代理成本是否减少,企业绩效是否提升,以及股权激励其企业绩效的作用途径是否是经由抑制代理成本的中介渠道来实现的等问题都是需要探讨和深究的。本文在归纳整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之上,从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两个方面进行创新,填补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并试图为企业选择合适的激励制度出谋划策。本文选取2014～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确定实验变量并选取合适的财务指标对这些变量进行衡量,建立直接效应模型和一元并行双重中介模型,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和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以及两类代理成本是否能够发挥中介作用,然后按照产权性质与市场竞争程度的差异进行分组研究,并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出如下结论:（1）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能够优化企业财务指标,提升企业绩效。（2）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可以减少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而降低两类代理成本。（3）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减少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途径进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产权的企业中,非国有控股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力度更大,且两类代理成本具有中介效应,国有企业中两类代理成本不能发挥中介效应。不同竞争强度的企业中: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力度更大,且两类代理成本均能发挥中介效应,但在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两类代理成本均不具有中介效应。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证券监管部门应当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立法规则,并加大对于异常激励情形的监管力度（2）企业方面应当增强股权激励的实施力度,选择适当的激励方式与业绩目标,并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激励制度,同时完善公司治理,降低两类代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