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实际是对社会利益进行权威分配的过程,由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会影响利益群体的收益预期,因此任何公民都会选择积极向政策系统灌输自己的利益要求以保护自身权益。我国受上世纪末精英决策模式的影响,少数的政治精英主导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导致大多数公民无法正常表达利益需求,社会利益分配呈现出“多数人损益、少数人受益”的不平衡格局。由于长期公平性缺失、强势利益群体的干预,公民利益表达行为得不到公平对待,公共政策制定面临民意缺失的困境,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加大,社会不安与动荡因素日益增加,公共政策制定陷入到公共性缺乏的怪圈中。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作为社会多元化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思路,有助于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的平等、自由和有效表达,为社会多元化参与决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为塑造公共政策制定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创造了交流平台。尤其是其强调的“公共能量场”核心概念、“一些人对话”形式和话语正当性判定依据,都为解决公民利益表达的障碍,诸如封闭禁锢的话语思维、单向传达的话语途径、直线式的官僚话语控制和非规范化的话语场域等,提供了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表达要实现制度创新,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平等协商、民主治理的公共行政精神,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利益话语能量场”,通过明确话语的边界与原则,完善民主与利益保障制度,从话语能量场的前摄规则、代表筛选标准、协商话语形式、话语讨论流程、话语沟通系统、话语运作载体、话语评价指标和权力监督体系各方面,依靠社会组织、社会资本、民主政治等制度力量,以对话、讨论、协商、谈判、争辩等具体方式,使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开放、平等、多元,公共政策结果惠及全民。文中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演绎归纳、案例分析、规范分析及历史分析等方法,在对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公共政策制定与公民利益表达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归纳的基础上,对公民利益表达的现状、问题等进行分析与思考,通过理论抽象、图表演绎,以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一个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话语能量场”,重塑公民利益表达的公共精神与目标导向,建立良性互动的公民利益表达话语网络,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