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朱子理学是宋代的思想标签,那么阳明心学则是明代思想界的标志性符号,而现成良知思想又是阳明心学中的特出者。现成良知思想来源于阳明对良知心体自足、自能、自现的界定。也就是说,良知先天具足、不假外求；同时良知又有自我向外施发的力量,呈现于日用间的流行发用中。阳明的这种思想,接源于陆象山的本心说。象山以为本心非外烁又在眼前呈现,并且无有不善,强调用“先立其大”的手法树立道德的自我。象山的本心说,在理路上又和孟子的良知良能有着内在的关联。但孟子之良知良能只是其性善论的一个论据,孟子并未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申说。即便是象山,主要也是着意于道德主体的优先,对于本心如何发之于外则照顾不周。阳明在突出主体自我的同时,也强调良知流行发用的一面,但阳明对于从良知心体如何而为发用、发用的形式和范围究竟怎样,也没有明确的理论阐释。这种理论的发掘在现成良知思想中得到完成。王龙溪从阳明学的内在特质着手,认为良知心体具有先天的现成性,而这种先天现成性即以“无”的形式体现出来。“无”表现为良知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也表现为心体的无执不滞。从“无”的角度来解释良知的先天现成性,实际上是对阳明“吾性自足”主张的更深层次诠释。王心斋的现成良知说和龙溪有着不同的特点。龙溪以其天资英迈悟得良知之“无”,故而特别强调良知先天现成的一面,而心斋则对良知日用现成的一面有着更深的体会。心斋认为良知心体的自足性和自然性必然会在日用常行中加以展现,表现为百姓日用现现成成、圆满具足,并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圣凡的一致性。心斋这种日用现成的致思方向,使得良知朝着日用作为的方向发展,从而给良知开辟了一条更为宽阔的日用之道。罗近溪在良知先天现成的基础上,认为人人耳熟能详的赤子之心是不学不虑、孝弟慈是自知自能的。近溪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先天现成,并不表明以此取代良知的先天本体地位,而是以此从源头上、从良知最细微幽深处提揭良知的先天圆满具足,因而是对良知先天现成的细致化,使得良知心体变得熟悉、亲切并具可行性。由于保有了先天而具的赤子之心与孝弟慈,当下作为的铺开也呈现出圆满性,这便是当下现成。当下现成也体现在日用常行中,但近溪之当下现成较之心斋之日用现成,更显出具体、当机指点的一面。周海门的现成良知观则对良知先天即具的自我呈发力量有突出的强调。良知心体因其内在力量拥有完全的独立性,它不受制于外物;“自心”作为一圆满自足体,自身也拥有容纳天地万物的力量,因而自我是现成的；手持足行之类的日常举动因良知的内在力量而呈现为“道”的形式。海门之说带有自我张扬的意味,但它并没有逾越于良知心体之外对良知本体内涵的不同侧重带来工夫形式的不同。相应于本体论,龙溪、心斋、近溪、海门的工夫主张分别表现为在先天心体立根、日用工夫的展开、一切放下与当下工夫以及工夫本末难分。工夫实践是为了成就自我德性,实现道德境界。这种境界在现成良知思想中,表现为对“乐”的追求、狂侠气象和神秘境界。实际上,现成良知思想一提出,便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王门内,王门外亦然。这种质疑似乎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从对“克己”的不同诠解、现成良知思想是否消逸工夫实践、圣人现成是否由现成良知而来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并藉此从另一视角进一步探讨现成良知思想的内涵所指。由于现成良知思想在形式上和佛家之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那么对两者进行某种比较就成为必要,同时也能借此浮显现成良知思想的实际意涵。现成良知思想中良知先天现成和佛家之识心见性、良知当下现成和佛法一切现成有着某种相似性。另一方面,儒佛关系由朱子时的尖锐对峙到晚明的逐渐会通,其中现成良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媒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