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五书”是黄道周治学后期重要的经学著作,也是整个明代少有的五本《礼记》学著作。因苦于明代司经局的颓败,黄道周在传统儒家经典当中,挑选了《洪范》《月令》《儒行》《缁衣》《坊记》《表记》等篇目,亲自为之作注。他所拟定的一套篇目,有历来不受待见者,有历来饱受争议者,却多在后世大放异彩,正说明其眼光独到。由于“《礼记》五书”所涉及的五种篇目,其可信度历来受到质疑,黄道周在经典诠释中重建了文本的权威性。他从经典之间大意相通、微旨相贯作为出发点,以其擅长的《周易》诠释《月令》《缁衣》《儒行》等,以《春秋》事例诠释《坊记》《表记》,还有以历代史事典故佐证《缁衣》《儒行》等,这在经典检释史上都是较为奇特的,不再是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所能范围。“《礼记》五书”挺立“尊天”一旨而倡导天治,其思想关怀在于治道层面,体现了晚明时期儒家重拾经世致用精神的实学倾向。从政事层面上看,强调以民为天、以农为本。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之际,黄道周仍然注重以农业为本位,其农本思想背后潜藏着“农政→民生→生生→仁道→仁政”的思想理路。也正是在此仁政思想的支撑下,黄道周在政事上相对轻视兵刑的政治工具。从人伦层面上看,主张君臣重构、上下相亲,确立父子一伦作为最根本的“天伦”,以此救治秦制以来日益阔绝的君臣一伦。一方面是从臣者的角色上,一步步破除世人对贫富与善恶、贫富与贵贱相关联的陈旧观念,由此确立臣者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提高臣者的政治地位,这是拉近君臣距离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君臣关系的重构,使君臣上下之间相亲,乃至同体感通,由此达到一种君臣之间易事易知的状态,契合大道至简的天地之理。从德性层面上看,提倡性以防情、敬以去刑。明末清初时期宋明理学虽然面临解构,但是理学中优良成分应该得到继承,黄道周坚持贯通天德的人性论,以此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发扬仁义为本、性命为治的儒家传统。在众多德目与修养工夫中,黄道周独重德性之敬,并对“智”和“勇”二德作出明确的批评。黄道周从与“静”、“慎”等多个角度阐发“敬”的内涵与作用,体现了其思想背后深刻的忧患意识。总体而言,明代经学虽然衰微,但绝非一无是处,“《礼记》五书”即为明代经学中难得的硕果。并且黄道周所择取的《礼记》这五篇在晚清民国时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尤其是《儒行》篇更是受到晚清民国学者的普遍推崇,可以看出黄道周对儒家经典的择取可谓慧眼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