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的基本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之间的结构和关系又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模式和绩效。本论文在嵌入性理论视阈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一个大型的传统村落为个案,从单元治理的视角探讨了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村落多重治理单元的嵌套式治理结构及其社会基础和运行机制。本论文的研究沿着单元与治理的关系这一主线展开。国家“无为而治”背景下,村落共同体内基于内在治理需要和共同利益,在血缘、地缘和信缘联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大小、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自治单元,单元内部及单元之间进行横向联结与合作,实行自主性治理。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国家借助保甲行政单元,将制度、组织、权力嵌入自治单元之中,形成了治理主体制衡性、治理手段灵活性、公共事务有效性等村落治理机制。多重治理单元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相互补充,对有限的国家行政治理进行补位。本论文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作为一种单元结构类型的嵌套式治理,不是悬空存在的,其形成和存续决定于国家嵌入性、村落自主性及单元层级性三个方面的因素,这三者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并非一个笼而统之的必然趋势,民国时期的豆村并未出现明显的“经纪体制”,其关键就在于国家权力在当地的嵌入方式、村落的自治能力及单元的自主性多方因素的结合。第二,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借助保甲行政单元,通过吸纳、整合、调适及重塑等机制嵌入乡土社会,自治单元中的权力主体为保证生存空间和内生需求,也会采取一系列手段进行反向嵌入。外部嵌入的行政单元与村落内生的自治单元之间层层嵌套,打破了村落不同层级治理单元之间的壁垒,建立起纵向统合和横向联结的治理体系,各单元的治理主体在多元共治中产生共生和交互的均衡、互补、共享及共融状态,即嵌套式治理。第三,嵌套式治理的运行机制包括多重治理单元的嵌套性、多元治理主体的制衡性、多种治理手段的灵活性、多项公共事务的有效性。通过这些运行机制,豆村在当时国家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实现了村落公共物品的有序供给,保证了大型村落共同体的内聚、延续及发展。第四,嵌套式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多元性、多向性不断增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嵌入性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之间关系不断调试和变革的过程。在国家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国家嵌入与社会自治的有机平衡,实现政府治理有效性与基层治理自主性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对于达致良好的社会治理即“善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