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过渡时期，因此中国的补贴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为世界贸易系统带来了特殊的挑战。WTO现存的反补贴规范建立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考虑到处于过渡期的经济体所经历的特殊环境—即从集中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美国的反补贴法也同样遵循了这样的规定。　　本文通过补贴中的“公共机构的认定”、“补贴专向性的测试”和“私有化中的利益传递”三个问题来阐述美国对华反补贴中中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文章的正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备受争议的“公共机构”问题。在近几年，美国反补贴调查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将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认定为“公共机构”，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强烈不满。2011年3月，上诉机构就中美“双反案”做出裁决，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否定了美国商务部和WTO专家组对“公共机构”的认定标准。在这一部分，作者概括介绍了美国商务部在之前案件中采取的认定方法，并分别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判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国有企业专向性”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这一规定的合理性，最终得出结论，没有任何经济逻辑或者确切证据表明中国国有企业补贴比私有企业的补贴对贸易产生更大的扭曲作用。国有企业专向性测试以所有的国有企业补贴为目标，不对它们的目标和功能加以区分，这将会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即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很大的影响。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国有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其在先前获得的补贴利益是否传递到新的实体中”的问题。美国商务部认为，一个新设立的私有公司，如果在私有化之前受到政府补贴，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仍然应该被征收反补贴税，就算私有化是通过独立交易进行的也不例外。作者通过对以往案例的回顾介绍了美国商务部在决定补贴是否传递到新的私有继承者时所适用的方法，以及WTO专家组对该种方法的批判。最后，作者从经济学角度对“私有化之后的利益传递”问题做出了推理和分析，更加彻底的驳斥了美国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