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美术学校、美术团体和美术出版三位一体,初步构架起中国美术现代化转型的立体模型。其时,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转型,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一样,急需借助一种兼具时效性和规模性的传播方式。显然,教育机构的优长并不在此。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业,凭借其传播优势,积极与美术界合作,成为一股推动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力量。笔者试图以商务印书馆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中国美术的发展史上所留下的“现象”问题。秉承着其先进的出版理念,商务印书馆网罗了馆内编辑的美术资源、自身培育的美术人才资源,同时将馆外艺术家、收藏家、散落民间的各类美术资源收集并加以整合,以先进的印刷技术使这些曾经“看不见”,又极度稀缺的资源图像化、文本化,转化为出版物形式的美术资本,呈现在大众视野中。这些美术资本以其学院化、社会化、国际化的侧重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借助商务印书馆强大的发行网络和传播手段,这些美术资本又迅速而广泛地向社会推广,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商务印书馆的美术出版与公众需求间还存在相互引导的关系。学制的变革以及美育思想的逐渐完善,产生了来自学校的精英教育需求和来自社会的大众美育需求。商务印书馆针对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出版活动,但这种市场导向又是模糊的,而商务则将需求具体到出版什么书,印制什么图册,反过来引导市场。在这种交互引导下,美术呈现螺旋上升式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推动了美术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在完成美术资源整合、转化、推广的同时,成功扮演了除美术学校、美术团体之外推动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协同”角色,将美术从精英社会推广到大众社会,为中国美术向现代化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商务印书馆的美术出版不仅保护和继承了前人遗留的美术资源,还为后世积了更多的资源,更为美术出版及美术教育等提供了“智库”模式,构建起集整合、利用、转化、扩大于一体的良性循环,在美术资源和公众之间架构了共享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