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美好生活而言,环境安宁是重要指标之一。但近些年来,噪声污染问题却给人们的环境安宁带来严重威胁,随着公众法治意识日益增强,噪声污染成为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的问题,噪声污染侵权案件数量也显著增加,对噪声污染的法律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案例研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法律发展的重要方法,甚至成为一种造法的渊源,因此对噪声污染侵权案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了案例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2018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的噪声污染侵权案件样本共68个,以当事人的主要诉求为依据,将案例样本分为三类:精神损害赔偿类、经济损害赔偿类、排除妨害类。根据案例所具有的代表性从样本中选择三个案例做详细分析:一是张瑞珍诉付长海噪声污染侵权纠纷案,反映了噪声污染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推定适用标准不一;二是高金成诉北京市六号地铁公司噪声污染侵权纠纷案,该案中对多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认定存在较大差异,很好地反映了噪声污染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适用存在的问题;三是李振林诉哈大铁路客运公司噪声污染侵权纠纷案,该案反映了损害事实认定困难及损害赔偿范围不合理的问题。以上通过类案分析和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总结提炼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噪声污染侵权案件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及原因,针对问题提出完善噪声污染侵权案件司法适用的建议。案例分析表明噪声污染侵权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因果关系推定适用标准不一。这是因为人民法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存在混淆,同时,人民法院要求原告对因果关系承担初步证明责任,但对于此种证明责任的具体要求未作进一步规定。第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不科学,《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使得需要对其作出调整。第三,损害事实证明要求过高。第四,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标准不一。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严重”程度和数额认定未作进一步规定,实践中完全由法官根据案情酌定,使得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第五,损害赔偿范围不合理。司法实践中受损权益的保护范围和程度尚限于既定损害的范围之内,未结合噪声污染侵权的特征对侵权行为造成的后续性和潜在性损害做出相应的考量,导致赔偿范围不合理。为了平衡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权益,针对案例分析反映出的上述问题,需要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从完善举证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在举证方面,应当细化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标准、调整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降低损害事实证明要求。在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上,一方面要划分精神损害程度的等级,制定赔偿数额认定的弹性区间;另一方面要引入经济损害可赔偿概念,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确定最终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