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文献,也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经典。自汉至清,为其作注疏者便层出不穷。当然,除了我国之外,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也都对其有着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在韩国的李氏王朝时期,解《书》注《书》竟成为了一种风气,盛行于整个学术界,五百年而不衰。当时著名儒者,如退溪李混、星湖李溟、沙溪金长生、西溪朴世堂、湛轩洪大容、茶山丁若镛等,都有关于《尚书》的著作问世。据1994年韩国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书经》所录,李氏朝鲜时期注解、阐述《尚书》的作品多达110余种,直逼《四库全书·经部》所收《书》类之总数(四库《书》类57种,存目《书》类79种,合计136种),着实惊人。李氏王朝,以儒治国,当时的官方哲学是被称作“新儒学”的程朱理学(即“性理学”)。其在整个李朝五百年之间一直都居高临下,占据着学界主流思想的显赫地位,牢固而不可动摇。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许多李朝学者都试图通过注经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性理学观点。于是,随着权近《书浅见录》的诞生,李朝时期的《尚书》学研究便拉开了序幕。也正是由于性理学思想的影响,李朝《书》学作品几乎都在谈论着理、气、心、性等问题。如权近《书浅见录》主要说理、任圣周《杂著·尚书》重在言气,赵翼《书经浅说》大多明心,李衡祥《瓶窝讲义·尚书》意在见性,其他如尹镌、韩元震、李书九等人,则兼谈理、气、心、性,将程朱理学思想与《尚书》文本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而他们最重视的《尚书》注本,自然是遵朱子意旨、经朱子手定而成的蔡沈之《书集传》了。对于蔡沈《书》学,李朝学者或引用遵从,或怀疑反驳,或分析品评,或以朱论蔡,总之,从前期林泳的《读书札录·书传》到后期朴文镐的《书集传详说》,围绕蔡《传》的《书》学讨论就没有中断过。然而,程朱理学除以理气心性说经之外,还有疑经改经的一面。受此风气影响,李朝《书》学作品又出现了怀疑元典、篡改经文的现象。他们批驳先儒、己意说《书》、肆意删削文字,使得《书经》混乱不堪、面目全非,令人诧异而又惊恐。如朴世堂在其《思辨录·尚书》中屡屡否定前贤、批判众家,将臆测说《书》、由性解《书》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其被打上了“异端”、“斯文乱贼”的烙印,遭流放而惨死,甚是可惜。同时,在性理学大背景之下,韩国李朝时期的《尚书》学又形成了两种形态。一为独立形态,一为实学形态。独立形态,是指李朝《书》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他们重视《四书》与《尚书》的互解互析。学者们不仅利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文来训解《尚书》、分析《尚书》,还通过注释《书经》来对《四书》进行旁说与品评。二者相互诠释、相互印证、相互分析,构成了李朝《尚书》学一道独特的风景。而韩国自古就被称作“君子之国”,故其礼仪文化十分发达。特别是到了李朝时期,家礼、乡约、礼论、礼讼、礼制等集体涌现,以礼解《书》的模式自然而然地就出现在了李朝《书》学的作品之中,实不足为怪。如沙溪金长生的《经书辨疑·书传》就完全将《书》与礼结合在了一起。于是,金集、宋时烈、宋浚吉、李惟泰、俞启、尹宣等承继沙溪学脉,形成了礼学派,开创了朝鲜王朝礼学的时代。然而,在所有的经学典籍之中,韩国学者最为关注的,则是《周易》。这一点,从其国旗为太极旗便可看出。李朝时期世宗大王李裪利用《周易》之阴阳、五行、象数、三才等原理创造了韩人自己的文字(即《训民正音》),并依据太极《易》理思想来治理国家。因此以太极、阴阳、五行、象数等方式注《书》,就成了李朝《尚书》学研究的一大特点。除此,韩国李朝时期又极其重视图说解经的形式,一时间出现了无数部关于图说的作品。如郑之云《天命图说》、李混《圣学十图》、李珥《心性情图》等,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依此法解说《尚书》之内容,也就成了时代的必然。如尹镌以《人心道心图》说《大禹谟》、白凤来以《益稷无谟为无中含有之图》来说《益稷》等,皆是。当然,对于《尚书》所有的文章,李朝学者最看重《洪范》篇。《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书经》所收《尚书》作品一百一十余种,关于《洪范》的就有十八种,占了总数将近五分之一。原因便在于此篇作者箕子曾东入朝鲜,作八条之教、教其民以礼仪,为朝鲜半岛文明之开化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的贡献。因此,韩国李朝《书》学尤重《洪范》之篇,就不言自明了。他们借《洪范》传箕道、以《洪范》明理学,将《洪范》大法愈推愈细、愈演愈密,乃至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真李朝《书》学一大特色也。而实学形态,则是指李朝后期受清代朴学影响,学者们借注《尚书》来向性理学发起挑战的一种情形。他们跨越两宋、穿过汉唐、直达先秦,主张向圣人经典学习、向原始儒学复归。故其解《书》,既钦慕先贤,又尊崇古注,如申绰之《尚书古注》、《古尚书》等,皆为此类。同时,实学之风,必然导致经世之学。故此阶段的《尚书》研究,十分重视经世功效与治国谋略,尤其是经筵讲《书》更是充分显示了《尚书》的治政特性,成为李朝《书》学的又一特色。此时,学者的观念,大多由“尊明攘夷”向“北学清朝”转变,他们从《尚书·大禹谟》中提炼出“利用厚生”的思想,解《书》注《书》重农、工、商之发展,使《书》学真正地成为了实学。当然,对于《尚书》研究方法起转向性作用的事件,还是李朝后期考证学的兴起。他们注《书》不再局限于理气心性的阐发,而是向训诂、考据、校勘、辨伪、辑佚等方向转化。如成海应《经翼·书类》、丁若镛《梅氏尚书平》、金正喜《尚书今古文辨》等,皆属此类。于是,此时的《书经》研究有圣王义理,有考据辨伪,亦有经世之用,真可说是达到了李朝《尚书》学的顶峰。总而言之,韩国李朝时期的《尚书》学是在程朱理学的大背景之下发生、发展起来的,这中间又有独立形态与实学形态两种不同的情形,它们共同构建了李朝《尚书》学的辉煌成就。而其根源当然是在中国,故此又为中国力量的完美体现。以《尚书》为代表的经学著作乃天下大经大法所在,放之四海而皆准。故以中国儒学经典为基础,建构和谐完美的东亚文化圈,不仅有利于中、日、韩等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对于东亚稳定与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