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最优税收理论的讨论框架都是在事先指定多级政府税种的前提下来研究最优税率问题的，但这是不完全的最优税收。到底哪种税收应该由哪级政府征收？应该征收多少？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做出回答。本文在动态框架下探讨了财政分权体制中的最优税收结构问题，讨论了税收竞争和政府政策对地区差异的影响。同时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还基于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初步研究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地区差异的作用机制。　　 首先，在Gong和Zou(2002)的基础上，文章采用标准的财政分权框架，在一个具有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中讨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优税收结构问题。与以往的文献不同，本文未事先指定两级政府的税收种类，而是将消费税、收入税和资本税都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最优化问题。得到：(1)当地方政府的资本税和收入税有非负限制时，地方政府的资本税和收入税为零，消费税总为正。(2)当中央政府的资本税有非负限制时，中央政府的资本税为零，消费税总为正。(3)当地方政府消费税严格正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对应性转移支付可正可负。(4)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消费税严格正时，中央政府的收入税可正可负。　　 本文明确界定了垂直税收竞争的概念，并通过数值模拟指出，当存在垂直税收竞争时，可以得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逆向的对应性转移支付。此时地方政府消费税不仅用于平衡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还用于补贴中央政府公共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垂直税收竞争会导致过高税率，但随着地方政府数目的增加，这种垂直税收竞争带来的过高税收会降低。　　 其次，本文讨论了中央政府的自然资源禀赋税对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通过分析指出：(1)随着自然资源禀赋税的提高，消费者总收入反而增加。(2)自然资源禀赋差异不会对两级政府的公共支出造成影响。并且两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越大，中央政府所征收的自然资源禀赋税就越高，两地的收入差距越大。与中央政府一揽子转移支付类似，中央政府的自然资源禀赋税同样具有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3)自然资源禀赋越多的地区，消费者提供的劳动越少，总收入水平（劳动收入加上自然资源禀赋）反而比禀赋少的地区低。(4)地区间的公平程度越高，消费者效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个人福利。高资源禀赋地区的个人有减少劳动供给的激励，由此可以平衡区域差异，提高福利水平。(5)当中央政府可通过征收自然资源禀赋税平衡支出，且两地除资源禀赋差异外，其余同质时，中央政府对两个地方政府的一揽子转移支付之和为O。此时，一揽子转移支付政策能极大地改变地区的福利格局和收入分配结构。　　 最后，本文初步探讨了中国财政分权影响地区差异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经济进行了检验。指出财政分权会使得地区教育发展不平等，由此会造成地方人力资本差异，从而引起地区差异。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使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得以发挥。我们并非反对财政分权，而是建议调整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以及加大中央政府协调区域发展的力度。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应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这样既能发挥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又能避免财政分权造成教育差异，从而导致地区差异扩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