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作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是几千年人类刑罚史上领衔的主刑。自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他的成名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一场世界范围的、长达200余年的死刑存废之争便至今不息。在中国,死刑的存废与否,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鉴于我国现阶段某些极其严重的犯罪还大量存在的现实,笔者并不盲目主张中国废除全部死刑适用。但是对我国现行刑法中个别条款的死刑适用是否符合刑罚的理性依据,能否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最大威慑力及一般预防效果,却大有质疑的余地。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一直屠高不下,且呈上升趋势,可见,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难以达到遏止腐败犯罪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废止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的可行性并不是一种虚无的幻想,而是一种将可能性演变为现实的思辨与抉择过程,并呼吁废止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的主张不应仅仅停留在学术观点上,而是到了立法抉择的关键时刻,我国应在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上有所突破。 本论文从研究我国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的立法沿革及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规定着手,认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适用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人人平等原则、对反腐无有效的威慑力,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不完全符合我国民众的呼声及国际社会死刑发展的立法趋势,废除其死刑适用是基于中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要求、基于保障人权的时代需要、基于合理配置死刑的需要及基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需要,并提出了废止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适用的途径宜从民意、政治、法律、经济等四个方面同时进行突破,然后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与上述问题相适应的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与加强司法的构想,主张在立法上增设罚金刑、完善资格刑的内容、加重自由刑的适用、提高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及调整量刑幅度等;在司法上坚持刑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提高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追究率、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财产刑的处罚等。